瑞安古代人民在兴修水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管理经验，促进水利的建设，推动瑞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从中逐步孕育不等不靠的自主精神和敢于创新的首创精神，并在改革开放中发出夺目的光辉，成为瑞安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就笔者看来，古代水利管理的很多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现一一分析如下：

　　靳公塘、拱瑞山之名源于修水利功臣

　　瑞安历代不少官员重视水利，为兴修水利做了大量组织、指导、协调、帮助的工作。陈傅良《重修石冈陡门记》称，宋乾道间，温州司户刘朔得知瑞安县石冈陡门浦湮门废，“辄率余夜诣门所，迟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渔舟泥行数十里，役夫皆冻栗幸且巳，而刘不巳，竟遵海壖引緪以度其浦修广之数。”尽责尽职，可见一斑。徐松《宋会要辑稿》记载，“淳熙元年（1174）四月七日，提举两浙常平茶盐公事刘孝韪言，‘温州瑞安、永嘉、平阳、台州黄岩等县，皆有湮塞河道、海浦乞行开修。’从之。”瑞安兴修水利得到朝廷支持。明嘉靖时瑞安县令刘畿，不仅在任时率众疏天井垟、开江南塘河、筑龟山陡门及其塘，离任后还出俸首倡重筑温瑞塘路，为兴修水利不遗余力。清道光八年（1828）秋，双穗盐场大使徐晴轩率众于海安所修城浚河，查炳华在《双穗场修城浚河记》中叹道：“盐场职分与县令等民事不属，惟以督销配引为己职，而地方绅士往往视之如赘疣。晴轩实心为民，能使趋事赴功者乐效于来之义，是为难耳。”

　　正因为历代许多官员为水利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往往以其姓来命名水利工程。李东阳《赠中宪大夫靳君墓志铭》称，明正统间“瑞安、平阳两县界有海塘，田苦风潮，君筑治完固，民利之，名之曰靳公塘。”靳公即时任温州府经历靳瑜。林万梅《拱瑞山记》云，明万历六年（1578），瑞安县令齐柯率众开浚温瑞塘河东湖段，所浚淤土聚为小山，“神功俄顷，咸相谓曰：此齐公山也，而颂美其休烈。侯不自居，爰命之曰拱瑞山。诸父老复相与役余言纪之。”拱瑞山因为齐柯的谦虚而得名。历代《温州府志》、《瑞安县志》也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地方士绅为兴修水利的中坚力量

　　地方士绅是瑞安古代水利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有财力、有威信、有能力，在兴修水利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往往出钱又出力。宋濂《横山仁济庙记》说，西晋时，横阳周凯受邑长的委托，率众“随其地形，凿壅而疏之，遂使三江（今瓯江、飞云江、鳌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后来，他在一次飓风怒潮中英勇献身，成为温州历史上最早的治水英雄。孙源《重修瑞安官塘碑记》记载，清道光间，瑞安士绅洪守一捐修温瑞河塘，“首尾三载，自瑞东门外抵帆游永嘉界，延袤四十里，为塘七千余丈，为桥五十余所，鳞次其石，巩若康庄，凡费白金四千数百两有奇，皆君一人捐资之所为也。”他还独资修建飞云江北岸城西至礁石段塌损江堤二十余处。瑞安古代地方士绅倡修水利的事迹不胜枚举，他们将兴修水利视为地方最大的公益事业，倾其家财，呕心沥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受到百姓一致赞扬。

　　地方士绅的具体组织工作，通常以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来实现。如清光绪七年（1881），陈虬在《瑞安广浚北湖条议》中提出，“一曰设局：拟择宽敞地如忠义庙等处设局。公举练达有名望者为董事，又选副董二人司会计，司事数人供弓算、测绘、立向、分捐、督工及庋藏物件，另雇局工十数名为工头。”机构精干，职责分明，并采用薪金和立碑等手段，保证机构高效运行，“总董外皆给薪水，令各地段职事不得推诿弊混，功成勒碑记姓氏。”

　　多渠道筹集资金

　　筹集资金是兴修水利关键的一环。瑞安古代人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渠道筹集资金，筹资方式主要有五种：

　　一是官府出资。通过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上级资金的支持，从而减轻兴修水利时百姓的负担。南宋乾道大水后，通过在职的温州地方官和温籍京官的对灾情反馈，徐松《宋会要辑稿》记载，朝廷“仍令内藏库支降钱二万贯，付温州专允修筑塘埭斗门使用，疾速如法修整，不得灭裂。”瑞安石紫河埭、程头埭、鱼渎角埭、东冈埭、横河埭、侯家埭、魏岙埭、石冈陡门等得以重修。陈傅良《重修石冈陡门记》称，乾道三年(1167)“故国子司业王公逨为守，尝用钱五十万，民夫二万四千通其故浦。”而他的《重修南塘记》记载，淳熙十一年（1184），“前太守李公（棫）以钱四百万，提举勾公、岳公继以米四百斛，倡民兴之。”乾道十二年，知州李棫、通判谢杰重修石冈陡门，“以钱七十万俾治其役。”乾道十四年知州沈枢继修南塘，“靡钱一千一百万而弛，民钱六百五十余万不取。”

　　二是官绅募捐。这是主要的集资方式之一。除了上文提到士绅的捐资外，在任职官的捐资也起了很好的倡导作用。明嘉靖间，瑞安县修城东石塘，“令朱沾捐俸成之”。

　　三是以赈换劳。即是通过赈济换取劳力来兴修水利。《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六年(1136)九月，瑞安张頠上奏朝廷：“今岁旱凶，逮此穷冬，民食已艰，惟水利一事，可行于此时，今已孟春农隙，乘民乏食，仍兴是役，用以赈之，一举而两得。本州委瑞安县主簿同张頠前去集善乡陶山湖，劝率豪户，情原出备谷米，给散贫乏人，同共修筑陂塘，蓄水灌溉，因便赈济小民千余家，各免饥乏，功效尤著。”这种方式把赈济与兴修水利结合起来，但要注意照顾年老体弱者。

　　四是以涂建塘。就是借款建塘，塘成后出售所得的涂田来偿还借款。黄乾《龟山陡门碑记》云，明嘉靖间，瑞安县令刘畿规划兴筑龟山陡门，“仍筑防潮塘岸一带，内围涂田三百亩。其工料不费官府，令办于殷民，即以所围涂地抵补，公私不扰，而民利无穷”。以涂建塘通过涂田增值来兴修水利，不损公私，是水利建设市场化运作又一典例。

　　五是计田派费或按户派费。就是按受益田亩的多少来摊派兴修水利的费用或人工，而无法按受益田亩的多少来摊派的则按户摊派。据陈虬《瑞安广浚北湖条议》：“一曰筹捐：捐分三项：曰山厂，按户派工，一例捐钱，准其以工相抵；曰田亩，每亩业、佃各输若干斤，不必分等；曰城厢，大户捐银，中户输米，下户免。又当另借公款，以为先事之举。”光绪二十七年（1901），瑞安县修东山至梅头海塘，《张棡日记》称，“每园一亩捐人二工”。计田派费或按户派费突破水利筹资仅靠官府出资、官绅募捐等传统方法，按“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分摊费用，公平合理，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则，因而逐步成为明、清瑞安水利筹资的主要方式，这也是明、清瑞安商品经济萌芽的重要佐证。

　　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不仅破解瑞安古代水利建设筹资的难题，保证水利建设顺利进行，而且为瑞安此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例如世人称道的在改革开放中瑞安城镇建设市场化的新路子，其实早在400年前，瑞安人民在以涂建塘中已运用自如了。

　　施工运行管理

　　今有借鉴意义

　　陈虬《瑞安广浚北湖条议》详细记载疏浚北湖的施工管理情况。首先是调查研究，统筹规划；其次是制订定额，就近包工。其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定额管理、定量作业、计件付酬等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不仅指导当时的浚河工程，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古代瑞安人民想方设法，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水利设施的运行管理。

　　水则就是在石柱上刻有水位高低的标尺，并注明陡门开闭的原则。水则事关重大，水则定低了，河道蓄水有限，难以满足干旱时用水需要；定高了，河道蓄水过多，水涝时则河水淹没农田，故水则要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确定。陈虬《瑞安广浚北湖条议》指出：“城厢旱干，固由来源不旺，然亦各陡门走泄过甚所至。宜于治前及筼筜桥与各陡门处所，详定水则。”

　　禁约是用来约束影响水利设施正常运转和损害水利设施的行为，通常分为官府禁约和乡居民约两种，大都为清代制定。清嘉庆十四年（1809），瑞安县令张德标于周田陡门《勒石示禁碑》规定：“毋许擅将土石抛弃陡内塞碍水利，及继令子弟在陡捕鱼、荡掘泄水情事。”便为官府禁碑，“如敢故违，许该董事地保人等指名赴县具禀，以凭拿究。”执法力度大。道光三十年（1850），瑞安知县朱某在海涂《执照牌》中特别强调渔户要保持水沥通畅：“该沥务须及时重浚，以通渔户船只往来，毋得藉此隐匿通运。”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县令盛鸿焘就芦浦、前垟两地水利的管理《勒石示禁碑》云：“经孙、黃两绅会同两地耆众张佩绪、张步廊、张启木、张锦衡、张干、张焕祥等公议定约：毎年立夏后小满前闭闸，寒露节开闸，归芦浦司事定人照章管理。不许再造泥埭。除山嘴头之高田开一水口外，不许另掘水渎。芦浦濒江之大陡门，由芦浦司事视水涨落为启闭，总以彼此有利无害为主。合行勒石示禁。为此示仰地方人等永远遵守。”这是乡居民约再经官府批准，执法力度更大。

　　明、清时瑞安县对重要的埭、闸确定闸夫专门管理，官府给银作工食钱。如明弘治《温州府志》称，瑞安县“闸夫，石岗等陡门六处各一名。看守圩夫三名。”万历《温州府志》亦记载，“瑞安县龟山等陡门闸夫一十名，每名银二两五钱。”一般陡埭亦设闸夫，但由民间自行管理。陈虬《瑞安广浚北湖条议》也说：“转设闸夫，示以启闭之节。违者重究，首告有赏。”

　　此外，为了协调兴修水利中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还制定一些制度。平阳县沙塘陡门涉及平阳、瑞安两县百姓的利益，汤肇熙《重修沙塘陡门记》称，清“康熙间，官督两邑协浚，平南岸，瑞北岸。旋讦讼，大府判以陡门虽平界，两邑各有七都之水所经，应按都协作，永著为例。”这些制度为减少纠纷、兴修水利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