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的革命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性转折。 

　　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辛亥革命来临之前的瑞安是怎样的情况？辛亥革命发生后的瑞安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记者试着翻开百年前的一页页画面，去追溯那段历史性的巨变。

　　旱致“河作陆行”，或因台风而“陆可舟行”

　　2009年10月，记者在采写《纪念王超六先生百年诞辰》时，曾采访过王超六的侄儿王鉴中。王鉴中是安阳一中的退休教师，今年76岁。2009年10月31日本报的纪念文章发表后不久，他编写的《荣辱不惊见高尚，纪念王超六先生百年诞辰》一书也出版了。王鉴中先生送了一本给记者，在这本书的附录中，其中有一篇王超六先生执笔的《瑞安近百年大事记（1840—1949）》。

　　当我们翻开《瑞安近百年大事记》，百年之前瑞安的历史一一重现。这仿佛是偶然间打开了瑞安这座老城市的旧城门，虽然不能见其全貌，但在城墙一角，明明有鲜活着生活的人们。那时候，他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口号，经营着当年的理想生活。

　　清光绪末至宣统元年年间，距离发生辛亥革命仅几年前的时间，正可谓“风雨欲来”，那时候，我们的瑞安城里是怎样的情形？有什么革命来临的前兆吗？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闰四月，谷价大涨，贫民夜间鸣锣，聚众向各殷户喊闹罢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米价又涨，人心浮动，毁米铺数十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旱，自五月至六月，凡四十日，河作陆行，米价大涨，人心浮动，毁米铺数十家。”

　　到了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六月下旬，瑞安的城乡“大风雨两日，四乡大水，陆可舟行。十日后，水始退，田园被淹没。”

　　按理说古时的瑞安，因地处东海沿海地带，导致旱时“河作陆行”；或因台风而“陆可舟行”并不算什么稀奇事，史书的相关记载较多。但是，连接着几年的旱涝使民情大变，竟然到了“人心浮动、喊闹罢市、毁米铺数十家”的地步，事情不可谓不恶劣，令人唏嘘！

　　“米粜三百钿一斗，老媪决着凑”

　　可以想象，百年之前，我们这座老城的街头巷尾里曾传出多少呐喊声，他们为了一家老小吃喝的问题，甚至到了动武、捣毁店铺、抢劫米行的地步。

　　那时候的米有多贵？

　　据书中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本年清明前，米价由每斗制钱二百文左右涨至三百文。当时有‘米粜三百钿一斗，老媪决着凑’之谣。（媪，方言同‘安’；决着，反激语；凑，凑对之意）。”

　　“米粜三百钿一斗”又是怎样的概念呢？为了能与现代相比，记者算了一笔账。按太平盛世的清乾隆年间算，粮价大约100—150文钱/10升/斗（一升米据说大于1斤，不到1.25斤，按照最多1.25斤来算，约为6.25千克）。但是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粮价竟然涨了近三倍左右。

　　俗话说：“一个铜钿逼死英雄汉”，加上清代度量衡制度的混乱和米价的波动，老百姓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保障。

　　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国内的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到来，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凭白讲二十四套”成为历史

　　清宣统元年（1909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各地反清革命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百姓同仇敌忾，纷纷要求惩办祸首邮传大臣盛宣怀和四川总督赵尔丰。

　　这一年，史学巨子陈黻宸在农历十月十四日被推举为浙江省咨议局第一任议长。保路风潮之际，陈黻宸即以咨议局议长名义，打电报给清政府，电报措词激烈，一面强烈地反对清政府拘捕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等，一面提出《请斩盛宣怀、赵尔丰首，以谢天下》，并电各省咨议局同时响应。

　　而在清宣统年间之前，更早几年的瑞安，孙诒让除于浙南地区筹办了300多所中小学外，还在县城开放明伦堂（旧县学的讲堂，后改建为城关五小礼堂）举行“朔望演说会”，向平民宣传立宪民主和改革旧习。

　　当时，老百姓听了却讽刺地说：“凭白讲二十四套！”，意思是：道理尽好而朝廷不会实行的（这话一直流传，后成为批评空言无补的口头禅）。

　　清流领袖黄绍箕希望尽快引进西方技术，鼓励亲族、世交子弟去日本留学。如黄曾铭、薛楷学电，林大问、许璇学农，林大闾学矿，林大同学水利工程。

　　但他们学成回国，却多被安置行政闲职，难得搞实际工作的机会，黄绍箕又重视物质建设，曾集股组织务农会，引种湖桑，于北门外上路垟试种日本无核柑，计划于附近海岛开辟盐场，均未能实现；前者也因管理不得法而失败。

　　在林炜然先生著作的《辛亥革命在瑞安》中写道，“由此可见：即使愿望是好的，活动是积极的，但是在那腐朽政府的统治下枝枝节节地搞是没有出路的。”

　　“杀委员”农民暴动

　　早在光绪年间，莘塍一带曾有种植鸦片，至宣统二年（1910年）已禁绝，但西部山区的湖岭、鹿木、永安一带山民素有种植烟草的习惯，仍有少数山民私种鸦片。

　　1911年春，时任瑞安知县的金汉章勾结一些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以禁种乌烟（鸦片）为名，行搜刮民财之实，委请了一位衔以“禁烟委员”的汪锡祺（皖南歙县人）来禁烟。

　　这年3月，在金汉章的陪同下，“禁烟委员”随带50余名清兵，到永安、桂峰、鹿木一带查禁鸦片。

　　“禁烟委员”到湖岭后，坐镇三十四都殿上溪（鹿木乡），一面勾结当地豪绅，鱼肉百姓；一面派爪牙敲诈勒索，敛收民财。他们以搜查烟土为借口，抢粮捉鸡，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所到之处鸡犬不宁。黄林、宅西、东坑、岙底等地方百姓受害尤深，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情绪。乡民们在吴田伍的领导下决心杀委员、除贪官，严惩这伙“瘟神”。

　　吴田伍是三十三都（桂峰）黄林村的一个贫苦的壮年农民，平时好义任侠，惯见不平。他因家庭困苦，经常前往皖南和江苏宜兴一带做小工或种山（垦荒），曾受外地一些反清会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反清思想。他在家乡也曾多次带领群众与那些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对“禁烟委员”欺压百姓的暴行极为不满，曾向乡民表示“杀此贪官，方泄吾恨”。后来，他与宅西人何安顺、垟山人卢安风等人密商，终于酝酿了一场震惊浙南地区的“杀委员”暴动。

　　一次，“委员”派出的爪牙在三十三都（桂峰）一带索民财、施奸淫。老百姓怒不可遏，吴田伍见时机已熟，率领黄林人揭竿而起，宅西等地百姓在何安顺领导下操起锄头、柴刀奋起反抗。愤怒的群众将清兵团团围住，展开肉搏战。那些平时习惯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清兵，一见势头不妙，拖着乌枪往三十四都逃奔，金汉章也乘机逃回瑞城。暴动农民乘胜追击，四乡百姓听说“杀委员”闻风而动，纷纷加入。一支700余人的抗暴大军穷追10多公里，将“委员”的住所围得水泄不通，经过半天激战，那些清兵顾不得自己的老爷，各自逃命。“委员大人”在逃窜途中被截住，死于群众的乱刀乱棍之下（据查被杀在殿上溪至河岙地方的田径上），成为贪官金汉章的替罪羊。

　　林炜然先生的《辛亥革命在瑞安》记载了这件事，其中说金汉章在湖岭逃脱，被杀的是几个随从。“邑人假座东教场演武所开追悼会，词多责备金汉章，温处道郭则赢知其情，委候补幕僚科长符璋代金汉章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