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打开闸门”后的瑞安，剪辫易服，省却繁琐的社会礼仪，双方见面会友称谓上的变化，直至结婚从原来的三五日到“改为日间结婚，诸事当日完毕”。

　　在社会巨变的那个时代，我们自细微处看到了这些变化。虽然此后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要彻底推翻和消灭它，绝非一次辛亥革命所能完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瑞安当时的情形，我们有理由再次去回顾。

　　剪辫子，脑后挂着的一条“尾巴”不见了

　　对于今天的瑞安人来说，男人留辫子这种现象是很鲜见的。我们只能从清朝的古装戏中，看个大概。在清朝，除了出家做和尚，男人们都要留起又长又细的头发，头顶上留个铜钱大小的一片头发，然后扎条细细的辫子，而且辫子必须穿过铜钱孔才算合格，否则都得杀头。

　　在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文章中，有描写“‘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的一段，其中写道：“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鲁迅在文章中讽刺的写法，实在是因为看不惯清朝遗少们的丑态，内心非常反感。这个在头顶上盘着的大辫子，到了辛亥革命，终于被剪除。

　　当年在温州的法国传教士冯烈鸿记录下辛亥革命在温州各地的情形，他的《辛亥革命温州散记》中写道：“（1911年）11月10午前，府城有500多人公开剪去辫子”；“（1912年1月）7日晚，好几百学生手拿剪刀来回观察，把群众的帽子脱下来，凡是养着辫子的都被剪了，一小时内剪下200多条辫子。”

　　那么，我们瑞安的情况如何呢？

　　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中写道：“革除满族强加于我族的各项风俗习惯：首先是男人剪去辫子，未剪得也扎成发锥或盘在头上。脑后挂着一条尾巴的怪状是不见了。”

　　冯烈鸿还说：“剪辫后，西洋帽子的生意特别兴隆，以前一顶帽子只卖1个法郎，现在要卖2.5个法郎。”

　　“打千儿”等滑稽礼仪尽行废除

　　满族统治结束了，人们不再留辫子，有的自愿剪下，有的被城门口的士兵剪下；西式服装、圆顶礼帽和皮鞋流行起来；人们打招呼时是握手而不是鞠躬。

　　“打千儿”原是满族礼俗，后成为清代男子的敬礼。请安礼，男有“问安”、“打千儿”、“叩头”等。“问安”，是请小安，垂手站立问好。“打千儿”是请大安，也叫“单腿跪”，即先敏捷地掸下袖头，左腿前屈，右腿后蹲，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头与身略前倾；口念：“请某某大安。”

　　这套动作作为清朝礼仪，我们也能从古装电视剧里了解个大概。

　　林炜然先生在文章中回忆：“翎顶袍套当然废除，就是缀着马蹄袖子的北番长袍也没人穿了。不但‘打千儿’的滑稽礼仪已经停止，就是旗儿店‘包办满汉全席’、鞋店‘定制满汉朝靴’等招牌也都撤除了。清朝二百八十多年以硬惩软奖手段强加于人的，终于一扫而尽净。”

　　前清官员外出坐四抬大轿，摆着长队仪仗，用“肃静”、“回避”牌子前导，也都废除了。叶玉林在《辛亥革命温州光复记》中记载了1911年11月19日徐定超就职上任时的情形：“官署以军乐欢迎，用绿呢大轿去接，他坚辞不受，改乘二人肩舆，绕由东门进城。”

　　不叫老爷叫先生，瑞安出了个“二公”

　　辛亥革命带来了全新时代，而这“新”还体现在了称谓上。民国建立以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依照官厅乃治事机关、职员乃人民公仆的进步认识，明令革除老爷、大老爷等种种称谓，规定政府官员相称咸以职称，民间普遍称呼则谓“先生”或“君”。

　　在瑞安，人际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老爷不叫了，老百姓对官吏说话不下跪了，下属见上级，平辈互称“君”，前辈称“先生”。

　　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中写了反对官架子和森严的等级称呼，老百姓对官吏说话不必下跪了。

　　以前不但老百姓对官吏称大人、老爷要分等级，就是下属见上司也是满口“宪大人”、“卑职”地不能正坐平视。当时还重文轻武，明明是同级官吏，对文职称“大老爷”，对武职却只称“大老”。不但称者习以为常，而受者也不以为忤。至于一般社会，则肖爷、大相、先生……好像有个客观标准，不相逾越。如同是穿长衫的，凡属于一般知识分子的被称先生，而对衙门胥吏、商店坐柜却只称“先”而略去“生”字。

　　林炜然先生称，光复后，则对平辈一律称“君”，对前辈一些的都称“先生”，但因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的悬殊，下层者不免还有自卑感，所以仍难一致实行。

　　对封建架子反感很大的士绅林文藻（俊仙），曾一定要家里佣人称他为“先生”，而那佣人总认为这是与他的社会地位不相称难于改口，还是因他行二称他“二公”。

　　结婚从“闹三五天到当日完毕”

　　民国建立以后，近代婚姻的运演在共和整体肇建初期出现了新气象。民国前期婚姻俗制的发展，还是在其接受西方文明洗礼并作一定择取，同时仍旧受制于国情，并以在新历史条件下继承传统文化为主的轨道中进行。

　　“文明结婚”便在这时出现。所谓的“文明结婚”，是指婚礼的仪式。婚礼通常在教堂举行，由牧师主持，且仿照西方婚礼的程式。这种“文明结婚”，男女青年经人介绍或自己相识，经过一段时间交往、恋爱，经双方家长同意而结婚，不仅大大简化了结婚礼仪，而且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愿，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欢迎。

　　当时的《时报》曾经报道了一对青年举行文明婚礼的程序：“一、来宾入场。二、新人入场。三、新人行结婚礼，相对三揖。四、唱歌奏乐。五、证人曹君宣读证书。六、来宾祝词。七、来宾张君佑如、濮君仲厚、蒋君怀仁、张君曾璧等演说。八、唱歌散会。”

　　而在我们瑞安，晚清时期的一般人家结婚，往往要闹上三五天。林炜然先生在《辛亥革命在瑞安》中记载：“先成夫妇之礼。次早，谒见长辈，叫‘拜堂’；中午堂姑宴请新娘，叫‘坐筵’。第三日才宴请亲友。”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改为日间结婚，诸事当日完毕，再如三跪九叩首、一跪四拜以及俯伏稽首等仪式尽行废除，一律改为常礼一鞠躬，大礼三鞠躬。”

　　后记：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给瑞安的社会形势、生活习俗，也带来了驳杂的情形，具有崭新意义的价值观念与礼俗渐次萌发，这是新文化因素注入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果。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瑞安地处东南，区域性原因带来的迟滞和不平衡，旧的方式及礼俗依然占主导地位，并在以后呈现出新旧交替、复杂曲折的动态演变过程。

　　《辛亥革命在瑞安》自10月10日开始至今共刊登三期。其中，笔者尽量参考更多的文献资料，对林炜然先生的《辛亥革命在瑞安》，王超六先生的《瑞安近百年大事记（1840—1949）》，洪炳文先生的《辛亥岁除感事》，叶玉林先生的《辛亥革命温州光复记》，以及法国传教士冯烈鸿《辛亥革命温州散记》都有参考摘录。

　　事实上，林损先生的《永嘉瑞安光复始末记》也是记录辛亥革命时期瑞安的重要文献，但由于“此文叙事少而褒贬特多……故未轻予引用（林炜然先生语）”，我查看此文以后，意同林炜然先生，所以也采用了这种办法，未有引用，在此加以说明，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