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年事已高，但我至今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记得小时候，因父母工作关系，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全家人都寄住于平阳轮船公司。

　　时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运动，大小会议常开。公司里有一位白姓领导，是北方天津人的南下干部，口音与普通话相近。可是公司里的老大（船工）大多是贫苦出身，年纪偏大，基本上都是文盲，听不懂普通话，更不会讲，白姓领导在会上讲了一大堆，下面的船工还是似懂非懂。只有一位鲍姓船工，在旧社会跑过码头，见过世面，略懂也能简单交流几句普通话。这样，如果某个船工在工作、生活上发生困难，就请鲍姓船工和领导沟通，如得到满意解决时，船工就会用烟、酒致谢。

　　那时，我母亲是炊事员，有事向领导反映时，则需由我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用普通话作临时“翻译”，事后，母亲就会奖励我糖果。

　　当时，平阳县域较大（包括现苍南县），人口众多，语言也较杂，除温州方言外，还有福建闽南话、金乡话、蛮语、畲客话等，其中半数以上讲闽南话。

　　还记得那时县里每年召开“四级干部会”、“劳模表彰会”等，这些基层干部及劳模，出身贫苦，文盲占大多数。那时南下的北方干部大都担任县主要领导，每次在台上作报告时，旁边就要站一个人“翻译”成闽南话，会议精神才能得以有效贯彻。

　　推而广之，在干部下乡、法庭审判、物资交流等场合，经常会看到有一个人在旁边作“翻译”，在那时是见怪不怪的。

　　时至今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蓬勃发展，全民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我们这里云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族，企业招工、房屋出租，均离不开普通话沟通，却再也无需几十年前的那种“翻译”了，连“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能搭几句普通话，即便是“南腔北调”，反正也挺管用。我想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