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江人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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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温州府境图》中的瑞安
在上一期的“飞云江人文系列”里，本报刊登了《千年志书从“读图”到“说文”》一文，文章中介绍了两位瑞安先贤与志书的关系。其一是孙诒让与《永嘉郡记》，另一位就是曹村许岙的曹叔远，他首创了志书的体例。文章从图经应该画有大罗山讲起，一直讲到了以文载道的志书。
这一期，我们说一说明代万历年间的《温州府境图》，来了解一下画在“图经和志书”中的瑞安。在400多年之前，瑞安是怎样的情景呢？
■记者 林晓
南宋开国后出现了
“温州地区繁荣期”
上一期，我们在《千年志书从“读图”到“说文”》一文里，讲到了“曹叔远首创志书体例”一节。马屿的读者来电说，在瑞安，介绍曹叔远的相关历史太少了，希望我们讲一讲“方志之体，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与曹叔远相关的故事。
事实上，我市文史研究学者陈思义和何克识两位先生在介绍瑞安舞龙历史时，曾讲到舞龙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曹叔远这个时期。
据传，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曹村曹逢时的儿子曹叔远中了进士。曹叔远回乡探亲，乡人制作一盏福星灯挂在村中金锁桥上，以表庆贺。
确实，曹叔远是我们瑞安人的骄傲。学界公认的是“方志之体，至赵宋而体例始备”的观点，在曹叔远的《永嘉谱》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所谓的“赵宋”，是指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即五代十国与元朝之间的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作“赵宋”。
通俗来说，是曹叔远首创了志书的总纲系目及体例。
南宋开国，宋高宗在南渡之初，曾至温州，《温州府志》称其“州治为行宫”。温州府在这一时期，当然就成了南宋朝野的“焦点”，北方士绅平民，大批官吏、贵族、绅商、手工业者、小商贩、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等，随之南迁，也来到了温州。
从此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温州地区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政治、经济和文化均走在了全国前列。
宋高宗在温州的时间，约为南宋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年至1130年），此时曹叔远还未出生，待他得中进士时，已经换了皇帝，但温州地区的文化与经济繁荣已经造就，出现了“温州地区繁荣期”。因此，在南宋时期，瑞安是个多中进士的地方。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曹叔远中进士，绍熙三年（1192年），曹叔远编纂《永嘉谱》二十四卷，在他之后的数百年间，就有很多人仿效这种体例编纂志书。明代唐枢编纂的《湖州府志》分为土地志、政事志、人民志三门。陈鍪、王一龙的《广平县志》分为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纲。清康熙赵弘化的《密云县志》又分为天文、地理、人事三纲。乾隆杜延甲的《河间府志》分为舆地、宦政、人物、典文四志等等。
从“潮涨吃鲜潮落点盐”讲到“永嘉场”
与南宋出现“温州地区繁荣期”一并有名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的瑞安俚语，这句俚语是“潮涨吃鲜，潮落点盐。”
这句俚语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老一辈的瑞安人都知道，历史上，飞云江两岸有很多出海捕鱼、靠海吃饭的渔民。素有“潮涨吃鲜，潮落点盐”和“脚踏船板三分命”这样的俚语。
宋时，朝廷在温州沿海设了4个盐场，分别为瑞安“双穗盐场”、平阳“天富盐场”、乐清“长林盐场”和温州（今龙湾永中街道一带）的“永嘉盐场”。
清代徐松据《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宋会要》加以辑录，成书为《宋会要辑稿》，其中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温州办盐额194379石（石为重量单位，60公斤为一石），其中永嘉场26951石、39灶，双穗场24206石、19灶，长林场21763石、21灶，天富南监场79287石、58灶，天富北监场42169石、63灶。
这里的“双穗场” 辖境为瑞安沿海，场署在旧崇泰乡场桥（现场桥一带），至元明清，场址未变。其中出盐量第一的“永嘉场”（现龙湾永中街道一带），时至今日，老一辈的瑞安人还有称“永强”为“永嘉场”的叫法。
“永嘉场”和“场桥”中的“场”
我们要了解400多年前的瑞安，还要从地图中瑞安的周边说起。
“永嘉场”在地图上与瑞安相邻，同样紧靠在东海之滨，但温州沿海的4个盐场并没有全部出现在地图上，仅仅只出现了一个“永嘉场”。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特定时期绘制的地图，承载着特定地域上相关地理、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诸多层面的丰富信息。因此，历史上的旧地图上出现的集镇大小，可能并非这座集镇实际上的大小，它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国防或日常生活中的“名声”相关。
“永嘉场”的出盐量，在历史上居温州之首。相关资料记载，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朝廷便在永嘉县设立盐场（产盐地点设在今永中街道一带），是当时全国十大盐场之一，之后，人们把永强盐场一带地方称为永嘉场。
那么，我们瑞安场桥，与“场”有什么关系呢？
场桥古有跨架龟山浦上的大石桥，俗称长桥，桥边就是上述提到的“双穗盐场”场署，所以，取名为“场桥”。
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温州府境图》中，仅出现“永嘉场”的另一原因，说起来十分有趣，因为该书的编纂者王光蕴就是永嘉场（今永中街道新城村）人。
《温州府境图》中的瑞安
《温州府境图》其实是志书《温州府志》中的夹页，其以白描的手法，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准则，用图示的方式，较为简单地描述了温州府境与邻县的分界即“四至”，因为版本印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北有“乐清县”，南至“福宁州界”，西至“青田县界”、“福安县界”，东至“大海”。
在“温州府”城北的瓯江上，清楚可见江心屿及西塔，瓯江口的七都岛与灵昆岛均已入图，但未标示名称。
其中，“瑞安县”在“温州府”之南，县城仅画出三道城门，在南门前，有飞云江图绘。
温州瓯江在地图的北向，平阳鳌江在地图的南向，而飞云江居中。沿飞云江向西，有泰顺县县城。飞云江之东标注“东海”，飞云江北岸，仅标注“梅头山”，其它山依“梅头山”以简易图表示。
图中所指的“梅头山”，即原梅头（现龙湾海城街道）所辖的山系。2001年，塘下镇的上涂、西一、中星、东门、埭头、石坦、屿门、邱宅、东溪、东成、前冈、后冈划归龙湾区管辖。
“梅头山”所属大罗山山脉，跨界瑞安市、瓯海区及龙湾区，现龙湾辖区内是山的东部与西北部，而《温州府境图》中的“梅头山”就是大罗山山脉中的部分。
《温州府志》
与《温州府境图》
明万历《温州府志》修纂经过比较复杂。万历廿二年（1594年），温州知府汤日昭首议修志，未实施即离任，次年刘芳誉继任后历时一年撰成初稿，但一直没有加以修订。直到万历廿六年（1598年），新温州知府林继衡敦请王光蕴、王继明主持修订，“稍为整齐诠次，间为论著以发其义。盖因乎成书十九，而附以臆说者十一。”但直至三十三年（1605年）才刻成付印，历时10年。
王光蕴为官清正，处事公正，政尚宽平。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任宁都县县令时，王光蕴与他人修纂了《宁都县志八卷》。他主持编纂《温州府志》，也是抱着“但将国事如家事，谁道今人不古人”的思想去做的。
他在序言里，担忧着家乡因“好之士往往嫌引自讬而避不为志，而使一郡之经制典籍失放泯没而漫无可考。”又为王文定纂弘治府志始百余年间大量重要资料的遗失而痛心不已，“东瓯文献几秩矣”。
王光蕴曾说：“惟郡志之辑，殆逾百年，宗儒钜公代有作者，岂独有难焉而令芜废至今？”他放弃了追求的“山居”生活，迎难而上，“卒不避者，乃受而卒业”。当今，温州学者胡珠生先生在《明代三部温州府志探略》中，肯定了万历《温州府志》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