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退休高官担任独董惹争议

    被指违反《公务员法》

    7月25日，上市公司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重汽”）迎来了3位“重量级”独立董事。他们分别是：贵州省原省长石秀诗、山东省原省长韩寓群、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中国重汽发布公告称，委任3位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3年，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

    这则新闻把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的现象拉到了公众眼前，虽然不是第一例，但3位退休官员的“扎堆儿”行为引起了公众关注。

    企业聘请退休官员出于“名人效应”？

    关于官员退休后的行为，《公务员法》第102条明文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中纪委、中组部在2008年下发的《关于退出现职、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的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指出，退出现职、接近或者达到退休年龄和在地方换届时不再提名尚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企业兼职，一般也不得安排到企业任职。

    一直关注上市公司的湖北武汉市砺志中学教师叶祝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虽说这些领导干部到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未必全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但如果从时间上较起真来，他们到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不符合《公务员法》的规定。

    叶祝颐发现，石秀诗、韩寓群从退出省长的时间算起已经超过3年，但从两位在全国人大的任职时间算起，他们退休的时间尚未满3年。崔俊慧2006年12月从国税总局副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2008年5月就曾在中国石油任职独立董事，间隔也不到3年。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退休高官再任职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公务员法》对退休官员再任职的一些特殊情况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也就是说出于廉政因素实行管辖权回避和年限回避，这些都是必要的，能够确保政治清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苏中兴副教授则表示，企业是“理性经济人”，在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企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如何有利于企业的获利和发展。

    在苏中兴看来，企业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原因可能在于“名人效应”，这种做法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企业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官员的声望和积累的人脉关系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有好处。甚至不排除因为政府在很多事情上审批权力过大，企业的运作成本也比较高，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可能有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苏中兴说。

    也许这才是引起公众争议的关键原因。

    公众担忧“潜规则”

    叶祝颐担忧的是，“这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打压其他创业者的发展空间。”他说，公务员退休以后似乎成为了普通公民，不再掌握公共资源与公权力，但是长期的公务员身份也让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拥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官场人脉关系。假设从商领域与原工作领域直接相关，拥有权力的公务员刚退休不久，这种人脉资源优势更明显。

    “公众对于退休官员到上市公司任职的担忧，是对于中国市场运行‘潜规则’的担忧。”苏中兴说。

    此外，对退休高官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怎么践行独立董事职责，依然是摆在各位退休官员面前的一份崭新试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曾担任过独立董事的甘培忠曾在一次独立董事座谈会上提出，独立董事进行专业学习是一种必须的职业义务，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的任何决策事务中都应该和其他董事一样参与讨论；对任何涉及控制股东利益的交易、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等必须亲自过问，并且要在董事会上作出发言，绝对不能因为某些“情面”而温良恭俭让。

    至于现在独立董事普遍存在“独立性”不强的问题，苏中兴认为，对企业的监督本来就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难题，更重要的是，退休高官的“专业性”如何还有待检验。

    “独立董事需要在法律、经营、财务、人事等方面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在投入时间较少的情况下给出专业的独立判断。”苏中兴说。

    对于中国重汽为何聘请3位退休高官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根据该公司对外公开的电话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相关工作人员，但对方以“相关负责人不在”为由没有接受记者进一步采访。

    专家称应警惕“权力磁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一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继续发挥余热，整体来说并无不可。

    “现在副部级官员60岁就退休了，正部级65岁退休，以现代的观念来看，这些退休的领导干部仍然属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期。”汪玉凯说，“如果他们有非常合适的发挥作用的场所，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表示，实际上除了到企业之外，中国有很多离退休的省部级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到大学或者学术机构等担任领导职务。

    而此次中国重汽聘请3位退休高官担任独立董事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由于当前腐败现象多发，使得人们容易把涉及官员的变动贴上“腐败”的标签，其次中国独立董事薪酬参差不齐，一些领域待遇过高，容易产生利益输送。

    多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官员退休之后继续在企业等机构中任职的事情在国外也有很多，但国外的情况与国内又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类比。

    专家表示，在美国，退休官员“捞金”渠道广泛，其总统、财政部长等卸任后，会在国内外各种场合进行演讲，还会以出书等方式赚钱。在日本，此前官员退休后任职企业的现象很多。但日本的模式也滋生了诸多腐败现象，饱受民众诟病，日本甚至一度拟立法约束退休官员的去向。

    汪玉凯认为，在很多国家的体制下，部长像走马灯似的换，官员退休之后除可能有一些补贴外，没有特殊待遇，而我们国家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在退休之后依然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

    “如果本来就享受着很高的待遇，再到企业谋一份高薪职位，很容易引起大的社会反响。”汪玉凯说。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华丽转身”后，这些人可能虚挂职务、获得高薪，很容易形成公众和官员之间的对立，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对于高官退休后到企业就职，不少人担忧，最怕出现的是“权力磁场”和“权力期权”两种现象。

    专家表示，所谓“权利磁场”，就是虽然官员已经退休，但“余威”仍在，可以利用其固有背景和人脉网络，为企业牟利，向相关政府机构施压，权力如同“磁场”并未消失，严重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所谓“权力期权”，就是官员在位期间帮助企业并未收取费用，退休后任职该企业，作为一种变相的“回报”，相当于一种“预约受贿”。

    事实上，不论国家法律还是党内规章对领导干部退休后的任职行为都有相应规定。但专家认为，规定中的条款，如“业务直接相关”等，可判定性不强。

    竹立家认为，应对退休官员在企业任职行为做三方面限制：一是对公司独立董事的待遇加以限制；二是严格规定退休官员不得去同行业任职；三是必须回避同一地域，以减少利益输送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