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10年

    我国平均每5天

    建成一栋

    摩天大楼

    我们

    需要

    这么多

    “第一高楼”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我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一些地方官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高度竞赛”有多热？

    到2020年，中国摩天大楼数量将是美国的2.3倍

    8月6日，农民工老田蹲坐在北京光华路的一处树荫下，仰望着对面82层的国贸三期大楼：“你说住在里面啥感觉？”

    老田从河南商丘来北京打工七八年了，“新闻上说，上海有个第一高楼，是对面这楼的两倍高，脖子仰断了都看不到顶！”

    老田说的上海第一高楼，是8月3日封顶的上海中心大厦。这座高632米、共124层的高档商务楼，将取代陆家嘴的环球金融中心，刷新上海的天际线轮廓。而在老田的身后，是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深坑。3年后，108层的“中国尊”将在此拔地而起，取代国贸三期大楼，成为新的北京第一高楼。

    不仅在京沪两地，近年来，摩天大楼在我国遍地开花，争相崛起。一些地方纷纷将摩天大楼的设计高度瞄准区域第一、中国第一，甚至世界第一。

    高646米的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已于2009年10月动工，它不仅将轻松夺得“华南第一高”的桂冠，在2014年竣工时还将超越上海中心大厦，成为中国第一高楼。2012年，设计高度606米的武汉绿地中心宣布加高30米，以超越上海中心大厦。而838米的湖南长沙“天空城市”，比目前世界已建成的最高建筑——阿联酋迪拜塔还要高出10米，尚未开建，就引起舆论哗然。

    据摩天城市网粗略统计，截至2012年7月，我国已建成摩天大楼470座，还有332座在建设中、516座在规划中。换句话说，今后10年中国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拥有摩天大楼533座，在建6座，到2022年前规划再建24座。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拥有的摩天大楼数量将是美国的2.3倍。

    有必要造这么多“第一高楼”吗？

    目前，数量为美国88%的中国摩天大楼，

    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

    尽管超高层建筑面临的挑战众多，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

    “受人口、土地、价格等因素制约，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金融区，建设超高层建筑是一种必然。”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第四设计所所长马泷认为，在北京这样的人口高密度地区，150米应该成为建筑的普及高度。节省出的土地，可以更多地用于绿化、交通等城市公共服务，完善宜居环境。

    “超高层建筑一般以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的综合体居多，服务对象通常是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厂房最多只需要三四层高，只有像银行、保险、咨询、互联网等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城市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的地方，才需要集约型的高层建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有必要适度发展超高层建筑。

    然而，我们需要数量为美国2.3倍的摩天大楼吗？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16万亿元，却已建成摩天大楼470座。这相当于中国以美国88%的摩天大楼数量，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美国平均每座摩天大楼对应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1500亿元，而中国的这一数据还不足500亿元。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到2022年仍无法达到美国2012年的规模。可按规划，届时我国已建成1318座摩天大楼。这意味着，每栋大楼支撑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目前美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是投资强度极低的粗放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说。

    城市天际线应由谁决定？

    现代化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

    时下，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土地十分充裕，第三产业增加值仅百亿元有余，却在兴建五六百米高的区域“第一高楼”。一些高楼，开工之初还是“第一高度”，建设中就被人赶超，完工时很可能已经被挤出了前十的位置。为了守住“第一”的名声，一些城市不仅把建筑设定在不切实际的高度，还往往预留空间，临时加装饰物，只求比前一个封顶的建筑多盖个三五十米。

    摩天大楼是资金密集型商品，只有在资金极度廉价的时候，才能诱发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建造冲动。也正因如此，建筑界有个“劳伦斯魔咒”，即摩天大楼开工之日，就是经济过热萌芽之时；摩天大楼的落成之时，则往往是经济危机到来的信号。像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等知名建筑，都应验了该魔咒。

    而目前，我国不少“第一高楼”的背后，却是地方国有资本在支撑：天津117大厦有天津国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厦的股东之一是南京国资集团，大连、武汉的绿地中心则是上海国有控股企业绿地集团的项目。

    “一些地方的开发商明知无法收回成本，却热衷于盖‘第一高楼’，背后往往是政府承诺将建设‘第一高楼’与其他土地的一级开发权捆绑受让，有些甚至可以零成本获得开发区的大片土地。”翟宝辉坦言，一些地方争相修建“第一高楼”这种脱离市场基本面的问题，一定不是市场因素导致，而是权力的指挥棒出错了。“这些‘第一高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市长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超高层建筑投资高、体量大、技术精，是城市与企业实力的象征，也是面子工程的“重灾区”。“一届政府，如果想快点见到成绩，盖大楼是最容易的。”杨保军透露。

    “超高层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会加大城市的负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热岛效应，带来区域拥堵等城市病。”杨保军认为，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甚至会破坏城市景观。

    杨保军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最佳密度以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为宜，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眼光应多关注地下，而不是天空。“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隐性部分决定的，比如地下管网、服务水平等。”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