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水产行业的前世今生（中）

    鱼行鼎盛时期多达50家

    ——清《乾隆瑞安县志》解读之十

    ■记者 林  晓

    上一期，我们在《宋代的海鲜市场在范大桥街》一文中讲到，宋代瑞安的水产品集市开始兴起，明清时期，温州瑞安一带进贡黄鱼、水潺等海洋水产品。在《乾隆瑞安县志》记载为“俱属城中”所有的8条街道中，与行业相关的街道仅有“鱼行街”，其历史可追溯至南宋。

    这一期，我们继续来解读《乾隆瑞安县志》。

    飞云江古渡口多商贸集镇

    我们在上期介绍过，从范大桥依水路向西前行，就是旧时鱼行街的所在。这里鱼行、鱼店、鱼贩和流动小贩阵阵的叫卖声，四乡农民从各处来到县城，外地人到瑞安做生意走亲戚，有事无事都要到鱼行街转一转，除鲜货之外，还可以带些干、腌的海洋水产品。

    宋元之后，瑞安商业继续发展。宋代，瑞安只有两个商贸集镇，到明代增至5个，分别为：澄头市（今碧山一带）、永安市（今江溪一带）、陶山市（今陶山一带）、嘉屿乡的三港镇（今高楼一带）和瑞安镇（今瑞安城区西南一带），均为集市贸易场所。

    纵观这些集镇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它们都处于飞云江主流或支流的码头，属于沿江的古渡口。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相同点同时指向其经营的项目，以海洋水产品为主的交易。

    在飞云江的上中游地段，商贸集镇多依水路交通相对发达的便利之地而建。由于商人聚集，使得海洋水产品的交易变得更加频繁。“盖其地为航线所系，渡埠所在，货物之所起卸有以致之也”。

    “乾隆盛世”减免渔税

    此外，在清代乾隆时期，渔税的减免也使海鲜交易市场出现了活跃现象。《乾隆瑞安县志》卷三《田赋志·渔税》记载，“渔税之于邑政有三善焉。以鲜食赡民生，一也。海警廓清，防御预备，二也。南北舟行，商货辐凑，下阜民财，上充国榷，三也。”

    本来，当时的朝廷希望借着收缴渔税来改善民生，但是“渔人虽贪利，然以身试不测之风涛，甚危险而可悯也。宜剔弊苏困，常加轸恤，使足鲜食”。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朝廷也要体谅渔民的辛苦，不要加重他们的负担，为了让老百姓保证能吃到海鲜产品，就把渔税给免了吧。

    因此，《田赋志·渔税》上说：“今乾隆八年奉旨恩免税银，只征量头税，永不加科。”这是基于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政策的产物。

    《乾隆瑞安县志》记载的是乾隆八年，是1743年。当时正值18世纪中叶，中国正处在“康雍乾盛世”的高峰。

    放眼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离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欧洲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飞，它们和中国一样，仍是封建农业社会。当今的学者通过计算、推测和比较等方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8世纪中叶，中国的GDP占世界份额32％，居世界首位，而欧洲五国英、法、德、俄、意共占17％，这个数据大体上能够反映实际的情况。

    所以，县志上关于乾隆时期渔税减免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事实上，榷关免税与物价升降是有关联的。封建社会的理财者无论在“渔税”、“米谷税”的特例恩免中，还是在“永免令”的发布中，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税增一分，物价也增一分，税减一分，物价也平减一分。

    在此，我们并不去讨论免税活动、物价涨落中的社会与商业关系，只是说《乾隆瑞安县志》上提到的这个“政策”，对当时海洋水产品的交易活动，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瑞安县城有鱼行30多家

    我市文史学者俞光先生在《瑞安商业史话》中介绍，明天启六年（1626年）之后，除了传统的集市贸易之外，坐店和摊贩已成为瑞安商业的主体。

    明代贡生徐一经在《鹏南毕候去思碑》中记载了当时瑞安县城有缎行6家，布行24家，衣行5家，果子行10家，鱼仔行8家，酒家10家等包括百姓衣食住行15个行业109家店家。要特别指出的是，属于商业中介的鱼仔行的出现，说明瑞安商业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到了清代，瑞安的海洋水产品交易市场又有了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瑞安学者宋恕在《戊甲日记》中记道：“十二月初八日，雪汀说：‘山货行三十余间，以隆记为最大，岁生意或至八九万。鱼行亦三十余记，以生记为最大，岁生意约四万。’”

    与明代相比，清代瑞安县城的鱼行不仅店家增多，而且颇具规模。

    《瑞安市志》记载，1938年全县有鱼行41家，至1948年增至50家。大部分集中在县城南门及鱼行街一带，部分鱼行还在南麂、北麂设立分行。

    此外，民国时期，瑞安全县有大小集市（海鲜交易菜市场）23处，市场自晨至午设半日市。

    当时，瑞安城关的南郊至西郊地属滨江，帆樯云集，山港货及鱼鲜起卸于此，行铺较为密集；东郊航船埠为河乡及赴永嘉小船、轮船停泊之所，商业也很繁荣。城区南大街设第一菜场，东门埠头、西门小码道设有经营水产鱼鲜蔬菜的小菜场。

    此外，农村各区集镇所在地也有小菜场，有海洋水产品的交易。东区莘塍、塘下、河口堂、海安、场桥、梅头（今龙湾区海城街道）；南区南码道（今飞云街道）、林垟、仙降、马屿；西区平阳坑、高楼、大京、营前、大峃（今文成大峃），北区的陶山、湖岭、潮基、湖屿桥均属贸易集镇，是海洋水产品交易的活跃地带。

    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解读《乾隆瑞安县志》，讲一讲鱼行街上的鱼行桥、“不夜街”、“棚下市场”及水产城，继续了解瑞安水产行业的前世今生。

    巡警铺与“四六行”

    利益多的地方，就会有相争。因此在清代的瑞安鱼行街上，有了治安组织“巡警铺”。

    可以想像，鱼贩们挑着盛有各种海鲜或鱼干的篾箩，走街穿巷吆喝着买卖，利益相争在所难免，有了巡警铺和巡警就多了份安心。

    据《乾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志·铺舍》记载，在瑞安城内的4处“城隅”的地方，其中鱼行街属于重点管辖范围。县志上说“一在鱼行街，一在竹行巷北，一在南门内，俱属西南隅”。

    在巡警铺内“置有钩刀、水桶、更牌、梆铃等”物品，以增加这个地方的安全性。

    查询相关资料得知，当时瑞安境内海洋水产品除小宗随潮捕捉，当天在集市自销外，大宗销售运输市场长期被鱼行（鱼行为渔霸把持）所垄断。鱼行直接与台州、乐清、平阳、闽东及本地渔民交易。

    《瑞安市志》卷十三《农业　渔业》中有《捕捞·养殖·销售》一节介绍，鱼行除以“放行头”（控制渔民的专卖权），收取佣金（5至15%）外，还以大秤进、小秤出，拖欠鱼款，造假账。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老一辈的瑞安人还记得鱼行被称为“四六行”。鱼行中的渔霸以“另剩”、“放青苗”等巧立名目，盘剥渔民，剥削率达40%，因此被称为“四六行”。

    市民陈大伯告诉我们，为什么把渔行叫“四六行”呢？比方说，渔民打了10条鱼，让渔霸拿去6条，渔民只得到4条，所以，渔民把渔行叫作“四六行”。在当时，就4条鱼的钱，渔霸还拖欠着不给。“早年的物价一天一个样，上午能买一斗粮的钱，下午就只能买8升了。钞票越来越不值钱，等渔霸给钱的时侯，4条鱼的钱就变成2条鱼的钱了。”

    民国时期海鲜

    交易市场有2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