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书院”的那些事

    ■见习记者 黄国夫

    吃状元糕、背新书包、穿新衣服……你还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情形吗？

    在瑞安市，流传着一种叫“上书院”的习俗：每当外孙或外孙女到了适学年龄，为了祝福他（她）学有所成，外婆为其置办贺礼。

    “书院”是古时学校的称呼，在“东南小邹鲁”瑞安，“上书院”的习俗早已有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习俗在很多镇街已经慢慢被遗忘，只有塘下、莘塍、汀田一带仍沿袭着这种习俗，其中以塘下最盛。

    “上书院”一度消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度兴起

    在塘下，每年到七八月份，凡是有外孙（女）即将上小学的，外婆就开始忙开了，买书包等，要为他们置办上学礼物。外婆送了礼，孩子的父母就请亲戚朋友到家中或酒店里开宴祝贺，在塘下，这“上学酒”是和“百日酒”、“乔迁酒”、“结婚酒”等同样重要的酒宴。

    那么，“上书院”的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上书院”习俗古已有之，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习俗也在不断地变化。

    新中国成立前，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普通人家的孩子很少能上学堂，能上学读书的基本都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因此“上书院”的习俗也只在大户人家中流传。

    “那时候生活艰苦，往往连饭都吃不上，家里的孩子多，但上学的机会并不多，也因此，‘上书院’的习俗消失了一段时间。”塘下镇老人协会会长赵齐安说。

    “上书院”习俗再次在塘下出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但也只出现在小部分人家。

    而真正普遍起来，则要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勤劳的塘下人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后，大家也乐得为孩子上学操办。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增多，许多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来。

    “不过，刚开始摆酒庆祝并不是小孩入学，而通常是孩子考上瑞中或考上大学，后来才慢慢延伸到为小孩入学庆祝。”赵齐安说。

    习俗不断变化

    五样东西必不可少

    时代的不同，“上书院”的表现形式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去年，陈阿姨的小外孙到了适学年龄，按习俗她为孩子准备了书包、衣服、雨伞等物件。“跟以前相比，现在‘上书院’程序简化了很多，大家都图个方便。”陈阿姨说。

    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儿子入学时，“上书院”程序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送孩子去上学这个环节。

    9月开学那天，母亲早早地来到她家，往外孙的书包里放状元糕、糖果、花生等食物。这些东西要带到学校，分给孩子的同班同学，一来是图个吉利，二来希望能搞好孩子和同学的关系，希望他们和谐相处。

    “虽然东西不值钱，但是那天班上可热闹了，家长都在给班里的学生发东西，孩子们也很开心。”陈阿姨还讲了一件有趣的事，之前邻居家有一个小孩，因为学习不好留了两次级，小学一年级读了3年，邻居都笑称他是因为想吃糖才故意不好好学习的。

    除此之外，还要给老师煮一碗面，希望他（她）能多多照顾自己的小孩。

    “那个时候每个家长都会送一碗面给老师，当时我看到老师的桌子上一下子摆开了二十来碗，看一下都要饱了。”陈阿姨笑着说。

    但是，不管“上书院”习俗怎么变化，在给孩子置办的物品中，有几样东西必不可少。

    首先是状元糕，“状元”，顾名思义，自然是希望将来孩子学有所成。

    除状元糕外，还有四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书包、衣服、雨伞和皮鞋。在瑞安童谣中，有“阿侄上书院，钉鞋雨伞备周全”的说法。

    外孙（女）去上学，书包自然是必备的。以前，一些贫穷人家，书包都是外婆亲手缝制的。旧时的书包很简单，两片布一缝，再加上一条背带，就成了一个书包。

    衣服则是希望孩子上学有个好的开始，博个好彩头。至于鞋子和雨伞，是因为上学要出门，穿鞋子不怕路远，雨伞能用来遮阳挡雨。送雨伞很有讲究，一定要送长柄的，希望孩子读书要读得长久，学问做得高。

    “上书院”越来越奢华

    红包越包越“大”

    孩子“上书院”，父母往往会准备酒菜，邀请亲戚朋友过来吃一顿表示庆贺。据老人们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这种宴请方式十分简单，其范围主要是在亲戚之间，摆两三桌随便吃一下就可以了。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宴请的范围不断扩大，朋友、生意上的伙伴也进入邀请的客人之列，往往一摆就是二三十桌。“上学酒”成了和结婚、乔迁等同等重要的酒宴。而外婆除了要送状元糕、书包、衣服之类的物品外，也开始包起了红包，而且近几年来红包越来越鼓。

    上个月，家住塘下赵宅村的赵女士为今年即将入学的孩子摆了20多桌“上学酒”，请了200多位亲戚朋友。

    赵女士说，一年前就有人提起孩子上学的事情，当时她的回答是“不摆酒，简单点”。但是，在这一年内周围的朋友不断地灌输她要摆酒的思想，从原来的“不摆酒”到后来的“摆几桌”，再到最后的“大摆”，赵女士的思想在一年之内被彻底颠覆了。

    “朋友主要还是老公那边的，我这边的姐妹都还没有叫呢。”为了减少开支，赵女士采取了“酒席代加工”的方式，虽然自己忙一些，但是省下了一两万元。

    而孩子的外婆，直接给现金叫给她自由置办“上书院”必备物品。“书包1000元、鞋子2200元、书桌3200元……”，除此之外，另加红包32000元，林林总总加起来外婆总共给了5万多元。

    “一个3.2万元的红包在塘下只能算是普通水平的，我听说有些有钱人家一个红包就是十来万元呢。”赵女士说。

    而这红包的用途，也不是花在孩子的学习上，主要是作为人情送给亲戚朋友。按塘下的习俗，摆“上学酒”不收客人“份子钱”已成为习惯，但摆酒方给亲戚朋友的“人情”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每人一个100元的红包，另外加两块状元糕或者洗衣液，是送给亲戚朋友的理想搭配。”赵女士计算了一下，一场“上学酒”摆下来，费用起码在10万元以上。

    酒店“上学酒”逐渐减少

    市民消费趋向理性

    这样“豪华”的“上书院”显然已远离当初祝贺的初衷，一些人也叫苦不迭，特别是攀比成风后，这一习俗也一度被人诟病。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天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人们在酒店摆“上学酒”减少了。

    “这几年‘上学酒’已经少了很多，今年跟去年相比起码少了30%。”新都大酒店餐饮经理罗柏林已经在该酒店工作10年，见证了“上学酒”的兴盛和衰落。他说，酒店开业以来就承接各种人情酒，“三天酒”、“满月酒”等，“上学酒”也在其列。

    “上学酒”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03年和2004年，那时候不仅摆的人多，而且一摆就是二三十桌，亲戚朋友都来了，8月份根本忙不过来。后来2008年遇上金融危机，“上学酒”也变得越来越少，规模也在不断缩小。

    “现在一般只是摆个五六桌，主要是请家里的亲戚吃一顿，像之前二三十桌的，已经非常罕见了。”罗柏林说。

    塘下镇文联主席李大水表示，“上书院”作为一种民俗传统，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承，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合理性。但是近几年来“上书院”的风俗不断被扩大，最后竟成为人们相互攀比的一种形式，反而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

    “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比如‘上书院’，最主要的是对孩子未来的一种祝愿，借着‘上书院’而大摆宴席，最终成为攀比之风的媒介，就会使这个传统变味。”李大水呼吁习俗消费要更加理性，在家举行一场简单的家宴，邀请亲戚朋友，在席间鼓励孩子好好上学，送一些文具书籍即可，这样的家宴仪式更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