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发现

    瑞安市叶茂钱收藏馆发现

    一批井冈山时期重要革命文物

    ■张益  文/图

    当北京传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喜讯时，温州民办叶茂钱收藏馆馆长叶茂钱突然想起，多年前收藏却未及整理的井冈山革命时期的一大包红色文物，遂连夜率妻儿翻箱倒柜，从藏放极私密的大柜中找出来。他如获至宝，兴奋地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笔者。

    红色文物近百件分纸质、布质两种八大类

    叶茂钱所藏这批文物近百件，分纸质、布质两种八大类：工农红军与农民赤卫队的党旗、军旗、暴动指令旗及长征纪念旗；红军、赤卫队员、少共国际师儿童团员的胸徽、臂章；朱德、毛泽东签署的攻打吉安城的命令和特别通行证；苏区颁发的选民证、红军优待证与军属优待证；苏维埃政府废除工农穷人债务的通告及成立消费合作社制订的股票发行条例；各种公债劵、劳动劵，入股凭证；红军收粮账册、借谷证及借钱、粮凭证；工农红军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等。全部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工农红军和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直至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年间的遗存。

    布质的两类，为当时的党旗、军旗、赤卫队暴动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旗（共六面）和工农红军、赤卫队员的胸徽和臂章，有两枚是“红军优待证”与“红军家属优待证”，材质多为江西产苎麻与罗麻土布，土朱红染色。

    纸质的以材质论，分江西土麻纸、赣南花盏纸和福建南屏竹纸，少数似安徽宣纸；大小不一，有大如试卷的，小如巴掌的；字迹有油印的，手写的，木雕墨印的；军事命令类都为朱德、毛泽东签署，经济财政类有林伯渠、张鼎丞、邓子恢签署；而罕见的1934年“工农红军大大学毕业证书”“021号”，代校长和政委是周子昆与徐梦秋。凡证书、票据、股票等除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或政府和赣西南军政委）大印章，还有盖各地苏维埃公章，地名计有兴国县、公略县、杨殷县、博生县、胜利县、连城县、瑞金县潭头区、耒阳县第十三区等，可见当时红色政权已横跨赣、闽两省。有一面党旗，镰刀斧头的党徽居中，插竿的白布边手写大楷为“中华闽、粤、赣苏维埃政府制”，说明根据地已深入粤北。而命令、票据所署时间大多为1930年至1934年，即最艰苦的反围剿时期。

    笔者近日初步对照中共党史和《井冈山红旗飘飘》等史料，认为这批文物大多属苏区五次受围剿期间。叶茂钱这批藏品有的是新发现，非常珍贵。为便于观赏，笔者试析几例。

    “红一军团总攻吉安命令”和《废除债务的通告》

    “红一军团总攻吉安命令”共七条，第一条指明“敌军邓英部兵力不在山前，仍在吉安城郊依托工事固守中”，第二条便是“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会合赣西南群众力量（之必要）决于4日拂晓前夺取吉安城”，短短两句便把敌军地点、出兵目的、战斗任务与时间讲得明明白白。后面五条则是给第四军、第三军及二十军划清行军路线、指挥权归属、作战范围及战后会师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等作出明确交代。最后签署为“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年十月三日印发”，即总攻发起之前一日，说明当时战斗之重要紧迫，我军之军风已十分整肃威严。

    而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所发布的《废除债务的通告》，亮出旗帜为贫苦工农撑腰，废除劳苦大众所欠豪绅地主的债务。第一条规定：“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务、债约限期缴交苏维埃焚烧。”第二条则是：“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交易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还清。”富人欠公家和穷人的都得还，一一对比何其鲜明！

    第五条：“工人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给豪绅地主及奸商者，无条件收回抵押品！”第六条：“钱会、谷会（笔者按，指浙赣民间的实物计价抬会），豪绅地主奸商接取工农家人在先者，接会人应将钱谷交还于约会人，该会取消；工农穷人接取豪绅地主奸商在先者，接会人无须交钱谷于纳会人，亦会取消。”苏维埃政府屁股完全坐在工农穷人一边。

    第四、七条颇为有趣：“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应全还或免还，由区、乡苏维埃政府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的当然要还。”特别强调革命之后新政府的作用，突出人民政府帮穷人。当然，第七条“苏维埃政府、政权之下禁止高利贷”，但不禁止互助贷款，不反对“按照当地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体现了政府的权威和关心民情稳定经济的实事求是。

    叶茂钱的藏品中有纸、布质“红军优待证”与“红军家属优待证”各4枚，红色，盖有胜利县苏维埃政府公章。纸质的印有“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背面都印有“当红军是最光荣的”8个正楷字，凭证可以多领棉、粮，少交税收，无上光荣。

    苏维埃股票、债劵和工农红军大学的毕业证书

    1930年至1934年，蒋介石百万重兵五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步步为营筑碉堡，村村封锁搞连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地域收缩，粮、盐难继，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但共产党人紧紧依靠群众，利用战斗间隙同时开辟经济战线：一是向各乡、村百姓借粮、征粮，这有凭票、收粮账、借谷证为凭；二是成立军民消费合作社，现有消费劵、贷款凭票及硝盐劵；三是成立联合消费合作总社，制定《股票条例》发行股票，到期本息归还，取信于民，以赢得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战时极端困难，但我们从各类印制粗糙却有齐全内容的票证，可看出当年革命先辈的赤胆高才。

    请看赣西南军政委印制的“凭票”：昨向某某同志借来大洋一元正，特给凭票为据。候借款到（期付）息另行通知，照票付还，主席张鼎丞，政委邓子恢，一九三三年八月印。

    再看叁圆（还有壹圆、伍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右边印“本公债周年利息伍厘，于每年十月一日付息”，左边印“本公债一九三六（笔者按：应为四，疑印错了）年十月起分五年还本”。签署：主席毛泽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章）、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章）。下附印五期付息票：如“经济建设公债第一期息票，凭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领取，息银壹角五分。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章）”。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因为1934年9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被迫离开苏区长征北上。苏维埃政府没有可能归还公债。江西父老家家户户有人当红军，牺牲了无数子弟，有谁记得去催讨公债？连生命都奉献了，又有谁七八十年保留着公债劵？倒是前年，人民日报曾有报道，说陕西省政府给一个延安革命者后代归还当年所借粮食与牛车折人民币一万多元。叶茂钱所藏这批文物中，有杨殷县苏维埃政府所发“临时借谷证”或拾斤、肆拾斤几类，“注释”印着“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还本息”。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消费合作社有一份“临时收据”：“兹收到家叙连同志交来股金五角，发给收据为凭。等交齐后再发给股票，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上面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消费合作分社大印章。

    除了朱德、毛泽东命令件等异常珍贵外，笔者以为，苏区创办工农红军大学的物证也极具分量，或许能填补革命历史档案的空白，特照录如下：

    毕业证书    参字第021号（笔者按：参指大学的参谋专业）

    学员朱香海（姓名手写与印制）收执  工农红军大学校第一期参谋（参谋二字手写）科学员，学习期满经本校考察学习成绩尚属合格，准予毕业，呈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备案外，特给证书。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

    代校长周子昆

    政委徐梦秋

    公历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给

    这本毕业证书，给我们四大信息：一是工农红军非常重视红军干部的培养，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斗中，坚持办军事大学，并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是绝处办学，1934年6月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最大的时候，但红军仍按教育规律要求办事，有学习，有考察，有成绩等级，有正规油印毕业证书且上报“备案”，从容不迫。三是红军反围剿，风餐宿露，缺粮缺药缺武器，只能见缝插针地在实战中磨炼，以战斗作案例、当教材。这样的“参谋”才真正有用，而不是培养纸上谈兵的书呆子。所以用“考察”，强调实践与实战能力。四是说明红军时代学校已配备政委，即井冈山的党代表制，突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了共产党对红军干部培养的领导。

    笔者打电话向北京专家求教，他们惊讶地问：“你们瑞安地处东南一隅，怎能收藏到远在江西的珍贵革命文物？文物范围与时间如此集中，是老红军的后代流出还是国民党围剿档案流失？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