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工程兵舟桥专家的36年
——记原总参工程兵部大校曾国松
■记者 欧苗苗/文 见习记者 王鹏洲/图
在北京海淀区玉泉路原总参工程兵部家属区，眼前的这位穿着军装、面容和蔼的军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的精英。
他就是原总参工程兵部大校曾国松，36年间活跃在渡河桥梁装备的研制、改进、质量检验、出口谈判等工作中，真正履行了一个工程兵的义务和职责，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并无怨无悔。
“我是共和国的孩子，能有今天，靠的是组织的教育和培养。只有做出成绩，不给组织添麻烦，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领导和同志们！”他笑着说。
差点辍学，恩师成就他的志向
1941年1月，曾国松出生在玉海街道竹排头路。虽然从小家境就不好，但那个时候上小学不用钱，只要到居委会盖个章，即可申请免费读书，在初、高中还可以申请助学金。这对曾国松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因为至少不用再给父母增添负担。
读初三时,曾国松有了辍学的念头，想出去找工作替父母分担，细心的班主任老师张建业在当天就找到了他，告诉他只有读好书才有出息，鼓励他继续读书。同时，上门家访做他父母的工作。
“当时我长得瘦，母亲说，反正你这么瘦小，也干不了什么活，学还是继续上吧。”带着老师和父母的希望，曾国松再次走进了校园。
高三那年，因为实在不忍心看到父母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曾国松再次动了辍学的念头，而这次高中的班主任虞继尧多次上门做他和他父母亲的思想工作，并不断鼓励他考大学。
“这是我的二位恩师，我至今都没忘，深记师恩，感谢瑞安中学的教育和培养。”说到动容处，曾国松忍不住眼圈变红了。
1960年参加高考，曾国松果然不负众望，考上上海交通大学，主修水面舰艇设计。
大学5年的时光，对于第一次离家的曾国松来说，也跟平常孩子一样，希望能在放寒暑假的时候回到瑞安，看看自己的父母。可是，那时候，上海到温州的船票来回要10元钱，这对他来说太过奢侈。
就因为没钱，他5年才回了3次家。
“我1个月的助学金是12元，其中10元钱吃饭，2元钱零用。”曾国松不停地感慨着当初的那番“苦中作乐”的滋味。
因为有足够的时间，再凭着对知识的热切渴求，曾国松在图书馆花了5分钱办了一张借书证，在那段时间内，他如饥似渴，除阅读专业理论书外，看的大部分是有关革命题材的书籍。渐渐地，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立志：要做个有目标、有理想、对国家有用的人。
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工程兵
1965年，曾国松大学毕业了。根据所学的专业，他理应被分配到海军，却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军委工程兵后勤部工作，成了一名工程兵军官。而这一干，就是36年，期间历任助理员、参谋、副处长、处长、高级工程师，晋为大校（正师级）。
“工程兵分好几类专业，在机关，有些同志是负责（首脑工程）国防工程，有些同志是负责野战部队，我是负责工程装备里的渡河桥梁装备。”曾国松说。
渡河桥梁装备是部队抢渡江河、跨越壕沟，实施快速机动的重要工程保障装备，主要包括舟桥、冲击桥、机械化桥、拆装式桥等，其中舟桥建设是曾国松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80年代初，全军的舟船部队有2个舟桥旅、10个舟桥团、30多个工兵团渡河分队。
作为一名参谋，曾国松的职责便是根据总部下达的装备订货计划，落实采购订货，在工厂制造过程中实施质量检验，确保质量优良装备发到部队。此外，他经常深入部队了解装备使用情况，是否有什么问题，还需要什么改进。
技术过硬，他成了舟桥专家
“从新产品立项到最后的装备制造、质量验收及分配，我都是全过程直接参与。” 曾国松说，他要与设计单位、生产厂家一起，参与设计评审、试制试验，鉴定、定型把关，最后装备到部队，任务很艰巨，使命非常神圣。
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曾国松要到军区、部队、工厂，考察了解情况。
据介绍，曾国松直接参与工程兵工程装备“四五”、“五五”、“六五”这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形势，仗怎么打，工程兵部队怎么编成，应编配什么装备，需要量是多少，具体制定工程装备的发展规划。
此外，曾国松还参加各种演习。1975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工程兵组织沈阳、济南、南京、武汉、广州军区5个舟桥团在湖北省鄂城进行架设长江浮桥演练，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军舟桥部队系统演练。
期间，作为架桥指挥部参谋，曾国松负责装备保障，在那边一待就是几个月，一直到演练结束。
因为一直在现场，曾国松对装备的使用情况、部队的训练都了如指掌，跟其他人相比，他在技术上占了明显优势。
曾国松发现，现有的62式舟桥不能直接用来在长江上架设，要制造适合长江的架设桥梁装备。作为装备部门，他提出建议：必须要上新的装备，研制适合长江的特种舟桥。
1972年6月30日，工程兵司令员和政委就关于舟桥装备的生产问题，专门给周总理写了信，没想到周总理在7月初就批示，并经毛主席阅示。至此，这封报告成了舟桥装备发展的关键。当时，才30多岁的曾国松已经深刻感受到：党中央对部队的建设非常重视。而这也为他对工程兵，尤其是舟桥的发展更加奠定了信心。
为了落实总理的批示，根据工程兵首长的指示，曾国松多次去部队、工厂，安排落实特种舟桥的生产。此后，舟桥团建设快速发展，很快，从最初的5个舟桥团发展到1980年的10个舟桥团。
首次谈判，舟桥顺利进军国外市场
当时，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判断和建军规律的认识，国家“精兵”思路日渐清晰。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大局，部队裁军百万。
作为工程装备的专家，曾国松的判断和见解无疑具有权威。他认为，舟桥装备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军队发展需要，实现“精兵”方案，还应走在前列，进入国际装备出口市场。
1979年研制的79式带式舟桥，已达到国际技术领先水平。但是，舟桥需要载重车运输，但因为质量差，性能落后，造成桥梁行而载重车不行的一个尴尬困境。
从1985年开始，曾国松会同设计、生产单位开始研究底盘车改造。
“如果根据传统的‘等’、‘靠’等方式，至少要等10年，必须自己找出路。”曾国松说。
之后的时间里，军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仿制，成功研制了属于中国的底盘车，命名为“铁马”。经过论证，认为铁马2030越野汽车的各种性能满足79式带式舟桥的需求。
他，一个老兵，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他和其他同志熬过许多不眠之夜，写可行性报告，很快得到领导的批准。通过一年努力，铁马舟车的技术水平抢占国际领先，为舟桥装备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7年6月，巴基斯坦工兵司令来到中国，访问北京军区工兵团部队，并参观舟桥。作为谈判专家之一，曾国松事先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文字材料、跟翻译员沟通等。“很自豪，但也很紧张，一定不能给自己的国家丢脸。” 曾国松说。
那次，谈判很成功。而这也是中国跟其他国家舟桥交易的第一次。自此，巴基斯坦的主要工程装备都是从中国进口。此外，曾国松还参加孟加拉、埃及、泰国等多次谈判，负责装备性能、技术介绍。
曾国松回忆，经总参首长批准，他先后于1987年11月、1995年4月两次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专家组赴孟加拉国执行工程装备的安装、培训、检修任务。专家组以其严明的组织纪律，良好的军事素质和技能，获得了孟军的好评，为国家、军队赢得了声誉，也得到了总参谋部的表彰。
就这样，从1965年，至2000年，一名工程兵在这份神圣的岗位上走过36年，无悔、无憾。
曾国松名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兵种部原工程兵军代表办事处处长，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先后担任全国军用工程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兵工学会工程装备学会舟桥学组副组长，总参兵种部军事代表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并主编出版了《渡河器材手册》、《舟桥史料集》、《渡河桥梁器材维修规程》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