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江人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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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安曾是“番人”荟萃的通商口岸

    瑞安船舶相关历史（上）

    ■记者 林晓

    东海，对于瑞安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孕育和储备，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首先是全境的平原，几乎全部由东海的海侵海退活动形成。

    海侵海退活动也形成了飞云江，与飞云江两岸的山水人文。接下来的“飞云江人文系列”文章，我们要讲讲瑞安的船舶历史。这其中，我们查找大量古代文献中有关“船舶”的记载，同时，我们也将寻找近现代在东海、飞云江、温瑞（瑞平）塘河等内河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船”的故事。

    “横屿船屯”与瑞安建县记载

    同时出现

    从史前时期的原始木筏和小船，到今天的高科技船舶，船舶经历几千年的漫长演变。自瑞安建县开始，瑞安就与“船”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大国争霸，造船业及航海业迅速发展。《越绝书》称：越迁都由会稽至琅琊，以水兵2800人“伐松柏以为桴”，沿海北上，气势磅礴。很可能，这里“伐松柏以为桴”的水兵中，就有瑞安先民的身影。

    秦朝统一中国时，瑞安、平阳一带属于闽中郡。楚汉之际，闽君驺摇（越王勾践后裔）率越人灭秦击楚。

    这时期，飞云江河口北岸滨临集云山南麓，南岸紧依横屿山（今平阳昆阳至宋埠一带）。市区的隆山、邵公屿（旧县城东部一带）等山头尚为飞云江河口外的岛屿。

    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在析永宁县大罗山以南地置罗阳县，属会稽郡；县治在集云山南麓鲁岙（今西岙村一带），为瑞安建县之始，这是瑞安建县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横屿山一带的港湾，置横屿船屯。这里是孙吴的主要造船和水军训练基地，这时期建造、停泊了许多船舶，古有万船之称。后来，港湾淤成陆地，经围垦为良田，谐音改称万全垟。

    当时的横屿山归属于瑞安，大概位置位于现在的平阳昆阳至宋埠仙口村一带，成东西走向。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平阳建县，名始阳县，后称罗阳县或横阳县。

    也就是说，在公元239至283年这44年时间内，平阳还是属于瑞安管辖的。在文字记载中，凡是出现“横屿船屯”的地方，几乎与瑞安建县的记载同时出现。

    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瑞安的历史与“船”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

    唐宋时期日本高丽等商船进入飞云江贸易

    东海为瑞安提供依山面海、襟江、环岛（北麂列岛、大北列岛）的天然沿海港湾，三国时期，飞云江口南侧的横屿船屯所建造、锚泊的高档次船只（主要是兵船）就远航我国南北洋和长江下游诸港埠，还远涉海峡至台湾。

    《瑞安市志》记载，唐宋以迄晚清，常接待日本、高丽等地的船只进港避风和进行商贸活动。瑞安港，地扼一江（飞云江）、两河（温瑞、瑞平塘河）的十字交汇点，素来是浙南、闽北交通要津。

    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绍兴十五年十一月，日本国贾人有贩琉黄及布者，风飘泊温州平阳县仙口港，舟中男女凡十九人”一事。绍兴十五年是1145年，距今800多年。看来，唐宋时期确实有商贾来东海一带贩卖商品的。

    《瑞安市华侨志》记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后，进温州港通商的日本、高丽及东南亚诸国船舶渐增，温州、瑞安一带成了“番人”荟萃的通商口岸。

    另据《瑞安市志》记载，元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十四日，日本商船泊瑞安飞云渡，受官府接待。志书记载，之前，该批商船来庆元（宁波）市船司，以金珠白布易铜钱、药材，于十月七日遇海风，十五日飘至平阳五十二都大岙，后移泊瑞安。

    资料显示，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带来的主要物品有马匹、骆驼、狮子、钻石、地毯、纸张、葡萄干、宝刀等，温州瑞安一带陶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颜料、桐油、药材等也被“外方贡使”带到国外。

    留在瑞安方言中的“番钿”

    南宋开国，宋高宗在南渡之初，曾至温州，《温州府志》称其“州治为行宫”。温州及瑞安在这一时期，当然就成了南宋朝野的“焦点”，北方士绅平民，大批官吏、贵族、绅商、手工业者、小商贩、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等，随之南迁，也来到了温州和瑞安一带。

    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造船业十分发达，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了运用滑道下水的方法。元时，积累了几百年的盛名频频吸引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陆续来到中国，来到了瑞安。

    在元至元十四年（1277）之后，来到瑞安的日本、高丽及东南亚诸国船舶渐渐增多，瑞安一带成了“番人”荟萃的通商口岸。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五月升瑞安、平阳两县为州。

    元贞二年（1296）二月二十日，永嘉人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港起航，经瑞安东海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次年六月回国后著《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中直接提到温州有三处，《总叙》里有两处，“自温州开洋”、“自温州港口开洋”，第二十一则《欲得唐货》提及“温州之漆盘”，可见当时温州漆器不仅广销国内，并外销至真腊。

    “番人”是古时对外族人（含外国人）的泛称，也是指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称呼。

    在瑞安鼓词中，有很多“番人”、“外番”、“番客”、“番邦”这样的词语。至今，我们瑞安方言仍然有使用“番钿”这个词语。

    在瑞安方言中，用“一个番钿”指“一元钱”，用“断分番钿”指“没有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飞云渡码头，周围商铺林立，沿着飞云渡码头、邮电路内河河道，官船、民船都在这里停泊、卸货，人来货往，热闹非凡。百姓与外番来的番客，多使用“番钿”交易商品，这种现象也留在我们的方言中。

    吴潜与瑞安战船

    唐宋时期，一方面有日本、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另一方面，特别在宋朝后期，来自倭、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南宋时，任沿江制置的吴潜，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南宋宝祐年间（1253至1258），吴潜任沿江制置时，订立了《义船法》。他命令东海沿海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有财力的人，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如“一郡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力，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着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视。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拨。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

    同时，设定水军的“海上十二铺”，构成一个海上长城，对来自倭、丽（高丽）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

    南宋宝祐元年（1253），吴潜设立的《义船法》，广征民间船舶充作战船。瑞安、永嘉、乐清、平阳等4县被征5080艘民船，可见东海一带的战船防卫力量。

    面对这样的“军民联防”，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在历史上，“海防”是瑞安城的重要一面。对东海防卫相关的文字记载，我们从《乾隆瑞安县志》可以看到：“明邑令刘畿《会操议》略节：议得国初设立海安、沙园二所对峙飞云海口，正以御海寇入江，保卫瑞安也。”

    下一期，《飞云江人文系列》文章，我们将继续讲述《瑞安船舶相关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