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瑞安金融业先驱——“活账本”俞象川

    ■俞光

    俞象川（1910—1985）名亚文，以字行，浙江瑞安人。父俞春如，兄俞大文，均为近现代瑞安文史学者。

    俞象川幼从父课读，粗通文墨，十四五岁因家境贫困进瑞安一钱庄做学徒。但他勤奋好学，自学成才。3年学徒期满，因精明能干，忠诚可靠，受到（老板）徐远山赏识，被提升为掌柜。1935年5月，他又任瑞安县丰和酱园会计。

    筹建浙行瑞安办事处

    建立5家农贷所

    1935年初，浙江省地方银行打算在瑞安筹建办事处，便从瑞安钱庄中物色人选，选中了俞象川。据俞象川回忆，那年春末，应省行总经理徐恩培之邀，他偕同温州分行经理李惠衡、瑞安县金库主任汪周之赴杭，商谈筹建瑞安办事处事宜。到杭后，他们拜访徐总经理，汇报有关情况。此后徐又数次单独接见俞，对他所撰的调查报告《瑞安经济生产调查》倍加赞许，详细询问瑞安一带的生产及民情等，并告之他们回去后立即着手筹备瑞安办事处。俞象川在杭逗留3周，仔细考察省行的业务情况，对筹建之事胸中初有成竹。回瑞后，又经2个多月的具体准备，同年10月，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在县城小沙巷口宣告成立，开瑞安官办金融机构的先声。全处5人，俞象川任办事处主任。经营业务主要为存、贷款、汇兑。旋又接收县金库的业务，即对全县的财政、赋税、县政府各部门的经费收支、出纳等。

    办事处成立初，没有自己固定资金，并想方设法发动全县各界踊跃存款。民国《瑞安县志稿》记载，成立次年，办事处存款总额达1506万元。在贷款方面，办事处经调查研究，主要投向工商界急需解决的货物堆栈建设。办事处还热情细致为用户办理汇兑业务，全年汇出总额1303万元，汇入总额6471万元。1936年，俞象川作为金融界代表被选为瑞安县商会理事。

    因原店面过于狭小，难以拓展业务，办事处与在上海开商行的瑞安人何洛夫协商，请他将大沙巷口的几间店面及火烧地拆建成二层洋房出租给办事处，作营业大厅和办公用房，并新建钢骨水泥库房，共占地近二亩，在当时瑞安城内堪称颇具气派。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我国东南沿海，全县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当年，办事处贷款总额急剧下降到912万元。俞象川将经营业务转向农村开拓。次年，瑞安办事处存款总额恢复到1568万元，贷款总额恢复到1829万元，分别超过和接近战前水平。

    1940年间，俞象川带领大家调查瑞安江南、陶山甘蔗种植及制糖业、农村奶牛饲养业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执笔撰写《瑞安农村经济状况报告》，建议设立农贷所。报告经温州分行批准，办事处在海安所、塘下、林垟、仙降和陶山等5处建立农贷所（后改为分理处），使农村信贷业务迅速扩大，抵押品有油菜子、槐豆、茶油、菜油等。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该年办事处存款总额为4119万元，贷款总额为3666万元。

    不顾个人安危

    让银行资产不受损失

    1941年4月19日深夜，日军为掠夺战略物资，悍然侵犯瑞安。接到警报后，俞象川通知办事处全体职员及挑夫迅速集中，将现金、账册和贵重物品连夜整理装担，转移出城。先撤离到城北山，原打算向陶山方向撤退，后来听说陶山方向已出现日军，临时改变计划，折向南面渡江到马屿，再经平阳坑、高楼来到百丈漈，徒步行走100多里路，终于保住银行资产不受损失。途中，俞象川被持枪兵痞扣押，勒索军饷，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尽力周旋，始终不允。据俞雄回忆：“那天父亲身上发烧，头上盖着毛巾，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周围围着持枪兵痞勒索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省行决定，将办事处升格为支行，俞象川任经理。同时将成立于上年、经营业务陷入困境的瑞安县合作金库并入支行，他兼任县合作金库理事会主席、县合作农贷理事会主席。支行下辖平阳、鳌江、泰顺办事处，并在大峃设立分理处。由于日军对瑞安连续轰炸和侵犯，使瑞安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瑞安办事处全年存款总额6530万元，贷款总额8824万元，主要业务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

    引进制版铸和铅字技术

    随着业务和机构扩大，业务人员倍感缺乏。俞象川决定在瑞安公开招收10多名年青职员，亲自帮带，精心培育，并在瑞安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

    194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统一发行法币办法》，要求各银行限期收缴此前发行的钞券。俞象川回忆：“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温州转来的总行密电，要我们立即收缴伪中央银行发行的‘七版券钞票’，并限于当天收兑结束，逾期不予兑换。消息传出，来银行兑换的群众络绎不绝，直到下班还无法结束兑换工作，我就电话请示温州分行负责人，要求延长兑换时间，但被拒绝了。无奈之下，他自作主张，把当天银行下班时间延长3个小时。”事后，他被降级调任浙江省地方银行海门办事处主任。1944年初辞职回温。

    1944年3月，俞象川与温州王鼎元、奚百里等人合股创办温州中华铸字制版印刷厂，任经理。他在温州最早引进制版和铸铅字技术，使温州印刷业发生革命性变化。1946年初，因熟谙金融，他在瑞安县益泰钱庄任经理；1947年上半年，又在温州信孚钱庄任经理。1948年瑞安县商会改选时，他再次当选为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温州内河轮船公司、温州地区航管处、温州港务局担任主办会计。他小儿子俞崇说：“父亲长期住在办公室后面数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常常工作至深夜，很少回瑞安的家。他对业务精通，人称‘活账本’。他还热心培育青年财会人员。他以工作认真负责和出色的业务能力，基本上年年被评为单位以至温州市先进工作者。”他直至197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