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风樯看贾船，人间鱼蟹不论钱
瑞安船舶相关历史（中）
■记者 林晓
上一期，“飞云江人文系列”文章，刊登了《瑞安曾是“番人”荟萃的通商口岸》一文。文章介绍了凡是出现瑞安建县的时间，几乎都会出现“横屿船屯”这个关键词。这一点可以说明瑞安的历史与“船”之间的关系。
唐宋时期日本、高丽等商船入飞云江贸易，特别是到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元时，积累了几百年的盛名频频吸引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陆续来到瑞安。瑞安方言中，留下“番人”、“番钿”等词语，至今沿用。
这一期，我们将继续讲解瑞安船舶相关历史。
元代实景山水画
中的瑞安船舶
在瑞安博物馆的大厅里，有一幅大型浮雕，高15米、宽6米，由大厅起，向上贯穿3个楼层。浮雕内容截取的是元代著名画家王振鹏的作品《江山胜览图卷》的一部分，图中出现了当时瑞安船舶的模样。
据瑞安博物馆总设计师袁鸣介绍，在《江山胜览图卷》中，有蒙古族、汉族人物1607人，建筑494幢和塔、车轿14辆、牲畜108头、鸟87只，即是研究元代瑞安一带社会政治的“百科全图”。“最重要的是，图中出现了桥梁若干座，舟楫船只68艘。这可以看出元代飞云江江景及瑞安县城的情形，还可以了解到近700年前的船舶情况。”袁鸣说。
《江山胜览图卷》原作宽48.7厘米，长950厘米，卷中绘了天台山、温州城、大罗山仙岩寺、瑞安城、宝坛寺五个部分，是全图的五个核心节点，各节点之间以山石、林木作为过渡。从内容体量来看，瑞安占到其中的五分之三。《江山胜览图卷》绘于元代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今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了。
该卷是一件实景山水画，绘有许多海船、江船和渔港、海运码头。瑞安城沿江靠山的特点并没有变，船舶停在江海交汇之处，周围有群山环抱。画中的建筑样式有南方特色。我们在图中还看到了官船、商船及渔船的模样。
在采访中，我们找到瑞安黄公望研究会（筹）负责人黄荣波。他认为，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所画的是瑞安飞云江的情景，出现在画中的船舶代表了元代飞云江渔船的营造形式。
“在画中辨别哪些营造构件与时代相关。营造构件如舟船、建筑等直接反映了地方文化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画中的渔船及渔民，说明飞云江打鱼的历史有其长期的承传。”黄荣波说。
除了图画中的描绘，我们还能在文字记载中找到更多飞云江船舶的文字吗？
“海外珠犀常入市”的商船往来
“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北宋文豪王安石在诗句中这样盛赞当时商贸繁荣。宋代，温州、瑞安一带水上交通与水上贸易十分繁盛。当时，指南针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应用，无论是内河船还是航海船，都有了一定的制式。
事实上，温州、瑞安一带因航运带来的工商业发达，远在北宋之前。《太平广记》记载唐宝应初年（762），“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温州一带的柑橘在唐代开始进贡，也有茶叶。海产品得到加工，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海鲜居多。
唐天宝二年（743），浙东海贼吴令光曾攻占温州，对海上交通进行封锁，于是“海路塞，公私断行”，可见当时海上交通往来频繁的状况。会昌二年（842），有日本僧人慧运乘中国商人李处人的商船由日本航海抵达温州，经温州前去朝圣。日本僧人圆珍（814年至891年）于唐大中七年（853）渡海，进入唐朝国土，自福州连江上岸，过瑞安、平阳、永嘉前往天台山。
我们在《民国瑞安县志稿》中还找到相关“商船”的记载：“凤凰山高223公尺，面积8方里，为飞云江出口最著名之山，往来商船颇多，惜风浪过大，四周不易停泊，夏有蜃气覆其舟，人以为凤凰鼓翅，即风浪将起之候，此山与县治最近，潮即抵飞云，防海者宜留意焉。”
可见在历史上，瑞安东海及飞云江一带的商船往来、民间交易十分密切。
县志中记载的“飞云渡”及渡船
《清乾隆瑞安县志》记载的“飞云渡”自元代延佑六年（1319）开始，至今约700年。其中讲“在城南门外，浙闽要津。江程六里，风涛不测。”这一点说明，700年来，元代至今瑞安县城外的渡口位置及江面宽度几乎与现在没有多大差别。
元延祐六年（1319），暴风覆舟，溺死多人。郡守赵凤仪祭江后，督造渡船10只，两岸对开，飞云渡的安全有所改观。
据县志记载，明代嘉靖年间，飞云江官渡渡船10艘，后来仅剩下4艘。“渡夫谋利，停搁官渡，以行私船。每至中流，勒索船钱，名为吊马悬蹄，致使南北阻滞，且揽载多人，屡有覆舟之患。”
元代之后，明代飞云渡的渡船从“官渡”到“私渡”，每每渡船开到飞云江江中心时，就停止行船，称之为“吊马悬蹄”， 船夫开始勒索船钱，形成恶习。
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刘畿为瑞安县令，为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复造渡船10只，编上号数，分布在飞云江两岸。并将渡夫落实到各只船上，挂上写有渡夫姓名的木牌，便于监督。又聘请12名正直负责的耆民（年高有德之民），专事稽查。又置小牌100面，每船10面，牌上填有船号，规定每日每船各来回10次，天明则行，黄昏则止。发船时，渡夫向值班耆民领取船牌，抵对岸时将船牌交对岸耆民收查，按照船号依次发船，以免混乱。
清代康熙十六年（1677），官府决定将飞云渡由官渡改为义渡，免费渡客。陈克受倡募捐款，副将刘顺复捐俸，置渡船38只。后因经费难以为继，康熙十九年（1680）复民渡，渡费每人铜板3至5枚。
1915年，项湘藻等人创办的瑞安通济轮船公司将永瑞河轮引用于飞云渡，称之轮渡，从而结束了飞云渡千年木船摆渡的历史，开创了动力摆渡的新纪元。
明清时瑞安有战船54艘
关于“船舶”在官方文字记载中，除了有“飞云渡渡船”之外，《清乾隆瑞安县志》中还有“战船”的记载：
“旧制：瑞安所战船一十八只：锅斗船三只，八橹哨船一只，八十料船一只，十桨飞船三只，风速船一十只。海安所战船一十八只。沙园所战船一十八只。（与瑞安所）纲数同，目数少异，共五十四只。”
这段文字表明，“瑞安所”与“海安所”、“沙园所”的战船能力大概相当，这3处“所城”的战船都是18艘，“战船”包括有：锅斗船、八橹哨船、八十料船、十桨飞船、风速船等。
据资料显示，中国古代战船上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中型和轻型武器为主的。在交战时，远则用弓、弩，接舷战用刀和枪，将士兵卒各备有长短兵器。有的战船还装设有拍竿，用以锤击敌船。
宋朝以后，战船又备有火药桶，投中敌舟能使全舟尽焚。明朝有许多装备火铳的快艇，后者两舷暗伏火器百余件，一船足抵常备战船10艘之用，可见战船装备火器后威力大增。
《清乾隆瑞安县志》称，“其造船则例及各什物器械，旧志甚备，今不载。”我们从这句话中仿佛看见了船上的装备的火药和弓、弩、刀、枪等器械。当时战船是怎样的模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下一期，《飞云江人文系列》文章，我们将继续讲解《瑞安船舶相关历史（下）》，讲一讲瑞安船舶的形制与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