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曾誉为南戏“活化石”红极一时

    当下，遭遇人才匮乏和资金短缺之难

    瑞安高腔：“仙源绝唱”切莫成“绝”唱

    ■记者 金汝 通讯员 虞希宠

    昨日上午，仙降街道文化站站长王晓霞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份《下林文化礼堂建设策划方案》，扉页写着8个字：南戏高腔，仙源绝唱。

    王晓霞告诉记者，仙降最早名为仙源，瑞安历史上富有盛名的高腔戏班“阿柳班”，以及一脉相承的飞云剧团都源于仙降。

    高腔曾被专家称为南戏的“活化石”，在历史上曾红极一时。然而，市场萎缩、资金缺乏、人才不济，种种原因让这门传统剧种面临重重压力。

    所幸的是，瑞安高腔已先后被列入我市及温州市级“非遗”项目，正计划申报省级“非遗”。仙降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创建以高腔为主题的文化礼堂，正是希望瑞安高腔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坚守和传承。

    市场萎缩、人才几乎断档、缺乏资金……瑞安高腔的遭遇与瑞安鼓词“同病相怜”。

    上世纪80年代鼓词发展辉煌期，全市登记在册的鼓词场所200多个，各地专职词师300多人，部分有名气的词师一年要唱300多场专场。但是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瑞安鼓词也面临词师数量减少、新作减产、人才青黄不接的压力。

    2005年7月19日，市鼓词研究办公室启动瑞安鼓词申遗工作。经过近1年的努力，瑞安鼓词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引起社会关注和市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并打开市民文化消费的市场。

    如今，瑞安高腔正沿着瑞安鼓词的路径前行，并逐渐得到支持和重视。今年3月，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东一行人专程来到仙降街道观赏高腔表演，并作出高度赞扬。

    为了让这一传统剧种不至失传，瑞安高腔先后被列入瑞安市及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专门拨款8万余元，委托瞿金华收集、整理高腔戏曲资料，积极从老艺人的嘴里“抠”出一些唱腔来，并成功排练出正本戏《雷公报》和折子戏《庄稼和三娘》。

    作为瑞安高腔最后的守望者，近年来，瞿金华一边组织剧团演出，一边收集整理高腔戏曲资料，传承发扬高腔这项“非遗”。目前，他正准备排练《双包公》。

    他说，虽然市民文化需求多元化，但是农村对于传统戏曲的需求依然强烈，仅今年春节以来，飞云剧团就在我市多地及温州瓯海、永嘉、平阳、苍南、文成等地演出。

    “市场依然广阔，就看我们如何传承、创新。”瞿金华说，现在正积极向相关部门争取资金扶持，希望招收有一定戏曲功底的年轻学员，培养一批新生力量，把濒临失传的瑞安高腔技艺继承下来。

    女儿瞿明丽是父亲众多“粉丝”中的一个。在她四五岁时，曾在高腔戏台上扮演一些小角色，甚至读初中时还会抽空上台跑龙套。今年3月，她正式在台上开唱。以后的日子里，她会有更多的机会展示自己清亮的唱腔。

    用一个词形容瑞安高腔，这个20岁的姑娘莞尔一笑：“好听！”

    仙降街道负责人说，当传统剧种遭遇寒流时，地方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抢救和保护，从历史上看，仙降与瑞安高腔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因此有义务留存地方传统文化的基因，创建下林文化礼堂的初衷也正在于此。

    瑞安高腔表演场景

    艺苑奇葩：

    一唱众和，唱的是热闹

    瑞安高腔源起何时，并无一个准确的说法。一般认为，源于明末清初，并渐渐形成独特的地位，在温州传统戏剧中居首位，民间有“高昆乱弹，和调讨饭”的俗谚和“一高二昆三乱弹”之说。

    高腔在本地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当地两班同时演出（斗台）时，倘其中有一班是高腔班，则高腔班未开锣，其他班不得抢先开锣。

    瑞安高腔用瑞安方言演唱，曲词通俗。演唱时一唱众和，演员在台上演唱时，如果是一句七字，句尾一字或三字由后台或台上的乐队帮唱，民间谓之“夹燥塔”。在传统剧种中，这种表演方式比较少见。

    在高腔氛围浓厚的时代大潮中，“阿柳班”在原仙降下林村（编者注：后分为前林村和后林村）诞生了。

    “阿柳班”的当家人瞿济柳出生于清光绪丁未年（1907年），从小爱好表演，高腔、昆腔、乱弹样样在行，能演好几个角色，是当地戏班中有名气的艺人，18岁便成为掌班。

    “阿柳班”演唱的高腔戏道具简单，演员不多，戏价便宜，常在乡村巡回演出，在坊间留下“‘阿柳班’，戏笼自担担，吵锣自敲敲；唢呐只一支，铜锣用脚踢”的顺口溜。

    当年，瞿济柳老人在仙降下林一带开班授课，常引来众村民围观。如今，该地区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依然能唱上一小段高腔。

    瞿金华是瞿济柳老人的嫡孙，出生于1968年，现在是飞云剧团的掌班，艺名“瑞安华”。 4月末的一天下午，记者在仙降街道下林文化活动中心内见到他时，他正和妻子、女儿整理戏服，归置道具。这个草根高腔戏班刚刚结束在温州瓯海的3天演出，回到仙降的大本营。

    他告诉记者，父亲瞿汉岳接手戏班时赶上困难时期，度过饥荒，又进入了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好好地演过戏，连戏班里的戏笼、蟒袍、朝靴、剧本等也在那个年代中毁于一炬。

    瞿金华长大后跟着父亲混迹于戏班串乡走村。多年的耳濡目染以及父辈的口传心授，让他深深爱上这门腔调高亢、粗犷热闹的艺术。如今，他精通武生、小生、小丑等各样角色，最擅长演大花脸。

    16岁那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掌班。当时正是文艺的复兴时期，各剧种如百花齐放，瑞安高腔再度迎来春天。

    瞿金华的戏班以仙降为根据地，逐渐打开周边乡镇、县市的市场。新年前后是农闲时节，也是戏班最忙碌的时候，飞云剧团的行程表排得满满的，但是邀约的电话还是经常响起。

    回忆当年的风光，瞿金华的笑容格外灿烂。

    传承之困：

    压力重重，人财是两道坎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腔和其他传统曲艺品种一样，在现代多元化文化需求的冲击下，渐渐失去阵地。

    人们审美情趣不断转移，快餐文化渗入日常生活……种种外因强烈冲击瑞安高腔在人们文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曾经盛极一时的高腔艺术渐渐失去往日的风光，甚至面临失传的窘境。

    守住瑞安高腔的阵地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但是，人才匮乏、资金短缺成了横亘在传承路上的两座大山。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活跃在舞台上的高腔艺人绝大部分年事已高或已作古，鲜有青年人来学习、传承这一稀罕的文化遗产，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现象令人担忧。

    永嘉黄一萍先生1925年对温州戏剧进行全面的调查，并写成《温州之戏剧》一文，认为“高腔班，数十年来，均不发达，良以学习不易，薪薄而不能变化，高腔伶人转入他班，几致不能演一戏。且温俗僧道替人度亡，道场之中，每唱高调，故乡人称之曰‘和尚班’，凡新年社戏，不喜雇演，似有顾忌。”而“词句雅驯，稍亚于昆”、演出中“辗转错误甚多”的艺术也让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

    仙降街道后林村党支部书记魏善国介绍，以前村里一些老人还能聚在一起哼几段高腔，但现在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会唱的也大多数是零散的片段，整出的戏已经基本不再会唱。

    “老一辈戏迷陆续‘落幕’，新一代中青年更青睐在KTV、电影院、网络等休闲消费。”一位业内人士说，年轻人大都对传统戏剧不感兴趣，而且受市场经济思想影响，也没有学习高腔的原动力，高腔现在仅靠少数艺人苦心维持，年轻一代鲜有人愿意接续古艺。

    传承高腔需要资金，提起这个话题，瞿金华很头疼。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几天，他带着剧团去温州瓯海演出3天6场戏，每场出场费5000元。瞿金华说，这些收入只能支付演员工资，排练新戏，更新设备、道具都需要钱。

    几年前，他曾到杭州一些艺校考察，希望招纳学员。但是招生费用让他很快打消这个念头。

    “招收一名学生需要2万元费用，加入戏班后光月薪就2000多元，还要上各项保险。”瞿金华说，剧团日常收入有限，难以维持高额的支出。

    高腔出路：

    夹缝之中，留存文化火种

    瑞安高腔表演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