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城老地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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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科村·桃花源·求志社

    ■宋维远

    六科村是湖岭镇西北面一个四五十户聚居的山村。这里群山环抱，溪流围绕，草木丰茂，翠绿葱茏，古代曾是野鹿群栖、繁衍生息的福地，故村名“鹿窠”；又因为有六条溪水汇聚村边，当地人取鹿窠二字的谐音雅称“六科”。

    六科成求志社员的桃源

    六科村虽然没有“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但诱人的景色，宁静、淳朴的环境，却深深吸引着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城里一班为探求强国富民道路，结成“求志社”的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眼球，他们把六科村看作自己心中的桃源。不过，求志社员认定的桃源与我国晋代陶渊明笔下用作躲避乱世的桃花源却大不相同。求志社员陈虬写的《求志社记》中说：“吾友许子拙学（启畴），负经世材，久不得志，尝欲率同志入山举……”取“隐居求志”的意义，想找个“可耕可樵、可仕可止”的山村隐居，以之“修明绝学，供世驰驱”。可见，他们的隐居是为了讲学、出仕，以追求救国学问，听侯祖国召唤，以为国出力为己任。

    于是，求志社员把隐居讲学的理想处所选择在六科村。他们曾议定：20多户人家，每家出资五百钱，买地三顷，在六科建房聚居在一起。房屋有讲堂，有社员们的住宅，有书塾、有藏书室、有仓库；还辟田畴、修溪塘、植树种瓜果，还有妇女手工劳动场地，设专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各家搭买公派。讲学时，每人发挥自己天文、地理、文章、历史、掌故、算术、医学、书画、篆刻、骑射等专长，互相传授、切磋，教育子弟，社员和睦相处，自由谈论国事。特别约定在社内都要穿布衣，以表示平民化，但外出赴考、做官、游学可穿随俗衣服。在求志社大门外，专辟一所小屋，作为更衣之需。

    求志社员中大部分是心兰书社社员，还有一些未入社的同情者。他们互帮互学，学问进步很快。从心兰书社建立的同治十一年（1872）、求志社成立的光绪七年（1881）起，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二三十年中，社员中就有6人蝉联5科举人，其中2人又中进士。同期中，瑞安县中举28人，进士10人，居温州各县之首。宋恕说：“其后瑞人才所出，苟非诒善祠塾（孙衣言办），则必求志社，求志社名闻天下。”

    由于求志社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创造了一个探索救国真理较为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他们都怀着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心，敢于大胆议论国家大事。这本身就是对当时满清黑暗统治的一种抗议与否定，在社会中产生一定反响。与数十年后以康有为、梁启超首倡的维新变法运动相呼应，在瑞安县城中，涌现了以陈虬、宋恕（求志社同情者）、陈黼宸“温州维新三先生”为代表，鼓吹维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还在中国近代史册中留下了一页浓墨。

    求志社为时势所难容

    可惜，中国19世纪末期的时势，对地处海隅的瑞安爱国知识分子团体也不肯宽容。求志社员们只活动了短短七八年时间，便横遭厄运的摧残、打击：一是求志社这种隐隐有结党倾向的活动，引起乡人中保守者的纷纷非议，还认为他们是“妖”，准备向官府控告，称他们是“布衣党”。“幸得当时一二耆老”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多方掩护，才没有酿成大祸。但求志社的影响竟传播到京师。陈虬说：“庚寅（1890年）北上（京师），座师太史陈公（鼎）首相诘问，盖都下亦皆知有东瓯布衣矣！归自京师，忌者尤众，虬恐踵明李诸社之祸”，即主动釜底抽薪。二是牵头的许启畴出游江淮，郁郁无所遇，于1886年去世。其他社员或外出谋生，或去当教师，办报纸，各自星散。陈虬、池志澂等人所办的利济医学堂、医院又受到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陈虬亦因贫病交迫而逝世。求志社便销声匿迹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新闻界巨擘赵超构（文成人，原属瑞安）的稿件涉及当时政治第三点时，他的好友仍以“东瓯布衣”来规劝他；而别有用心的人还把“东瓯布衣”的旧账算到他头上呢！

    求志社拉近六科与瑞城的距离

    六科村离瑞安县城约有70里的路程，清末交通不便，在六科人的眼里，瑞安城是个遥远的地方。而农民与书生们往往不相往来，思想更有隔阂。但是当求志社员们看中六科这块好地方后，两下距离也就拉近了许多。

    至于求志社员们究竟有没有到六科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由于史料缺乏，至今难做定论。但他们当中的主事者们来到六科，并着手筹备他们的“桃源”，应是不争事实。如此说来，六科这个宁静的小山村也就被求志社推向了瑞安近代史的旋涡中去，更为六科村的山川增添了亮点。我想，六科村的父老们或许应该肩负起：寻觅求志社员的遗踪，并刻下历史的印记，以激励乡里后人这个光荣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