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港纱——高楼的“杭纺”

    ■宋维远

    20世纪初，苏杭一带的丝绸在浙南的销量逐年增多，“穿纺绸衫出客、拜佛”和“穿纺绸衫看划龙舟”成了浙南群众夏日时髦的享受。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纺绸的产地、号称“天堂”的苏杭，突然沦为日本侵略军铁蹄下的地狱。温州到沪、甬的海运被封锁，刚通车不久的公路也被当局以阻止日军侵略为由强令挖断，顿时，“杭纺”在浙南的市场几乎脱销。

    于是，聪明勤劳的高楼人很快恢复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手艺，生产了浙南土产的纺绸，填补了市场空白。高楼古名三港，所以这里出产的纺绸被称为“三港纱”，成了高楼的“杭纺”。由于三港纱既可替代杭纺为夏令首选时装衣料，又因其牢固耐穿、价格低廉，颇受中下层消费者的青睐。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说起种桑养蚕、缫丝织绸这个行业，在我们温州历史是相当久远的。早在1600年前的南朝宋，郑缉之所辑的被认为开温州方志先河的《永嘉郡记》一书中就有一条《八辈蚕》的记载：“永嘉有八辈蚕：珍蚕（三月绩）、拓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可见温州人很早就掌握了一年养八季蚕的技艺，比起仅春夏养一两季蚕，产量当然要高得多。

    浙南第二大江——飞云江从景宁发源，流经泰顺、文成，入瑞安西部与北、南前来会合的泮、顺两溪交汇，形成一片河谷冲积小平原，一向被称为“三港”。这里地层深厚，土壤肥沃而富有沙性，正是种植桑树的理想地段，因而长期延续传承着“永嘉八蚕”的遗绪。

    三港今为瑞安市西南部高楼镇的辖区，因地扼飞云江中下游东西向水运和南北向陆路要津，上游山货与下游海产均在这里集散贸易。

    抗战期间，温州城数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温州专员公署部分所属的机构及报社曾迁到高楼办公。曾有商贸“基因”的三港人看中抗战期间人员相对集中和浙南市场杭纺脱销的商机，便利用祖宗积累的“三辈蚕”经验，短时期内扩大桑园面积，拓展养蚕数量，又就近利用当地充足的木材、竹料，制作缫丝、织绸木机和养蚕竹匾。据家居高楼镇下宅村的文史专家、八十高龄老干部高祈祥先生回忆：他青少年时，亲身参加过生产三港纱的辅助劳动，目睹家乡一带家家户户男男女女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热门场面，再现了我国南北朝时著名民歌《木兰诗》开头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生动情景。有人粗略估算，抗战期间，三港纱的年产量可能高达数万丈之多。

    “抱布贸丝”土法染色

    抗战期间，温州城及下属的县城和小集镇曾数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或遭日本军机轰炸扫射，市场凋敝，商贸秩序混乱。那时，三港人既当三港纱的生产者，还要担负销售的任务。除通过城镇的店铺销售外，他们把目光对准农村的销售渠道，像两千多年前《诗经·卫风·氓》开头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那样送货下乡，足迹遍及浙南乡村。笔者少年时，常看到他们背着织好的三港纱布卷到笔者所住或周边的村庄，挑一户热心人家住下来，把三港纱摆开，边介绍性能、价格，边做生意。笔者那时是小学生，学校举办各项文体活动或外出参观、远足时，老师常要求学生统一穿白色衬衫，当时白洋布货稀价贵，所以都作兴买白三港纱做衬衫。农村男人农闲做客走亲戚时，白三港纱做中装也较多，尤其是划龙舟时打鼓的人，穿白三港纱衫上船算是赶上了时髦。

    农村妇女大都喜欢青色衣料，但当时化学染料奇缺，三港纱染青成了向妇女销售的瓶颈难题。能干的三港人来推销时还亲授染青的土办法：即教大家采摘农村河道、路边的乌桕树叶煎成汁后，将三港纱拌着叶汁一起煮、浸；再用河泥涂抹在染过的布两面来固色，如此连续三四次，不但颜色鲜艳，还能使布质柔软，与杭纺相差无几。

    穿过的褪了色的旧三港纱衣服，也可用以上土法来增色。笔者记得儿时曾与其他孩子作伴到河边乌桕树上摘过树叶，到河泥塘里捞过河泥，帮家人染布。不过，温州或部分县城的人就幸运一些，城里染布店还能替三港纱染青。笔者一位温州的同学有位姐姐当过工人，她说那时温州工人中对“三港纱”的名字并不生疏，因为她们也喜欢穿价格低廉的三港纱。

    抗日胜利后不久，市场上随着省内外城市的洋布增多，特别是杭纺重新上市，三港纱便慢慢退出了竞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楼曾办过蚕场，但只把蚕茧卖到城里支援工业化。时过境迁，三港纱的旧事只成了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