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忏悔

    ■周坚建

    50年前的老同学们风尘仆仆共聚话旧，三五扎堆喃喃细语，畅叙同窗之情。愉悦中，却有着无言的酸楚和悬念，原来是两位昔日班主任没来。其中，一位不久前因病亡故，永远见不着了；另一位虽年逾古稀，但其实不算老，因为当年我们考进髙中时，他大学毕业执教才两三年。然而他不来，除身体抱恙外，细究之下，恐怕更有“深层次”原因。闻之，我不免忐忑，其实是一种愧疚感使然。

    那时先生潇洒倜傥，才情充溢，与学生特别合得来。班里大合唱、排剧本什么的，少不了他临场指导策划；更有意思的是，逢周末教师食堂改善伙食，他偶在房里独酌，遇有上门学生总让其抿上几口，你乐，他也乐。这么好人缘的先生，在“文革”时，被一群无知且易受人唆使的学生在校园中戴上高帽游校示众。他不是“走资派”，又不属“反动学术权威”，“文革”怎么“革”到他头上呢？

    原来荒唐之极的是，与早年传统、封闭的教育模式有关，我们这些学生到十八九岁不知情爱为啥名堂，竟视先生与一位爱好文学的女学生恋爱为大逆不道。不知是谁先开口，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群起而攻之，遂对他强制釆取上述无情无义无礼之举。记得那是一个8月的黄昏，在周长400米的校园田径场，先生拖着沉重步履，头戴“南霸天”式纸扎高帽，在身后蜂拥而来的学生呵斥声中，不敢怒不敢言，走过一圈又一圈……到天昏地暗，他才被放回校内住处。当夜，有人说他的寝室灯火达旦，或许是一头栽进硬板木床抱头痛哭，或许是伏案疾书以倾诉满腔怒火。要知道，那年他才二十七八岁，蒙受的奇耻大辱可谓是空前的。

    “极左”年代滋生不肖之徒。都是学生造的孽，把先生害惨了！参与者中谁是始作俑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也不能原谅自己。

    如今尊敬的老先生都望八了，众学生向您请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