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食”的母亲

    ■蔡桂顺

    我一直想写一写母亲。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传奇。

    母亲娘家在上望薛里村，今年82岁。小时候得益于我那拥有几亩薄地的外公对教育的重视，她一直读到高小毕业，所以至今不仅能读报、看电视，还能写毛笔字，虽写得歪歪扭扭，但是，作为出生于抗日战争前夕的农村老太太，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在我眼里，母亲最伟大的事是一辈子绞尽脑汁为子女张罗食物的细节。母亲就像慈爱的母燕，总是终日不停飞进飞出给嗷嗷待哺的雏燕喂食。

    那时家里穷，父亲种地为生，7个子女，好几个正是长身体年龄，正需加强营养。所以，吃是我家头等大事。这可是母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天要解决的课题。

    母亲常会带我去薛里舅舅家玩，“醉翁之意不在于做客”，实际上是冲着舅舅家配料特别丰富的大碗点心。那时候我们很少能吃上当时的营养品鸡蛋，而舅舅家条件不错，有五间房，所以去他家蹭点心成为补充营养的好方法。

    我仁慈的舅妈知道我家家底，每次总给我们做大碗面，面条下面有3个白里透黄的荷包蛋，还有褐色的瘦猪肉和碧绿的菠菜。我妈总是，“肚饿假争气”，一定要把面条分些出来，说自己吃不了。然后她假意一定要“捡”（瑞安话：夹）出来，而舅妈总是执意抓住母亲的筷子不让“捡”，两人争来争去，最后当然是舅妈赢了。母亲虽输了，其实也赢了，她既维护自己的小尊严，又如愿以偿让我吃到3个荷包蛋，然后，又偷偷地从自己碗里夹给我2个。

    这样的场景维持在我的整个少年期，且铭记一生，我脑海里至今能浮现两个女人“争夺”鸡蛋的画面。

    舅舅家是我母亲蹭饭的重要地点，那里除有荷包蛋和猪肉，还有炒米、寸金枣儿、柿饼……所以三天两头带我去她哥哥家。但是频率太高怕“盯人精”（瑞安话：丢脸），于是母亲便常常转移阵地：去东沿村的她姐姐家。

    东沿村那时是瑞安有名的渔村，我姨父是船老大，每次出海打鱼总是满载而归。除在渔港码头把海产品卖给水产贩子外，还有大量虾蟹鱼儿带回家吃，所以母亲就常带我去东沿村吃海鲜。因为她听说吃鱼可以让孩子更聪明，特别是鱼籽，吃多了打算盘会哗哗哗地响，又快又准。顺便说一句，那时候母亲希望我长大能当村会计。

    到了阿姨家，她通常就地取材，拿出海鱼、膏蟹、乌贼干、虾干招待她贫穷的妹妹和跟在后头缩头缩脑的外甥。那时候的海鲜真叫“鲜”——不仅鲜且甜。所以我常常吃得满口是血，因为吃太快，被螃蟹壳、螃蟹脚戳破嘴皮了。吃完海鲜，阿姨还会让母亲带回去一些，通常是螃蟹，于是母亲会毫不客气地多要几只！

    除了求助于兄弟姐妹，母亲还会带酒席上的食物回家分给孩子。那时候主人家摆酒，菜品不多，也较普通，但主食较多：年糕、面条、粉干等，好几种，目的是让前来以增加营养为主的饥肠辘辘的农夫农妇们吃饱。而我母亲，则和绝大多数农妇一样，在酒席上迅疾无比地出手，吃饱后，把分到的珍贵吃食：小份螃蟹、几片鳗鲞、几个雪蛤、几块油炸鱼……小心翼翼地放入平时用于擦鼻涕的手帕里，包好，谨慎地装入口袋，回家后给早已翘首等待的孩子们带来无边喜悦，当然，也许会带来一场抢夺食物的“战争”。

    这样的记忆也像舅妈家的荷包蛋一样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青少年时代。

    其实母亲觅食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拔甘蔗、兑麦芽糖、烙麦贴锅、炒“歪豆”（蚕豆），甚至还有炒西瓜籽、冬瓜籽、南瓜籽，以及番薯枣……

    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为了她的7个孩子，在觅食的路上走过千山万水，走过平湖烟雨，走过春秋冬夏……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母亲为我们觅食一辈子。如今老了，再无需目光炯炯行走于觅食之路上，但是我们都会铭记她那时为了我们四处张望、毅然而然的背影。

    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