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位忘年交

    ■林祝兴

    林天城老先生走了，论虚岁，享年九旬晋四。如此高寿实属难得，但想起与他40年的忘年之交，而今忽然阴阳相隔，仍不禁感到悲伤，独自泪流满面。

    天城先生长我40岁。我最初认识他，是因儿时父亲带我去村医务室看病，被他打过臀针。读初中时，村医务室迁至我家附近，星期天我经常去医务室玩，看看报纸。他闲暇时会跟我闲聊。

    全国批“水浒”那阵子，我初中尚未毕业，一次我看到他医务室的桌上放着《水浒传》，上中下三册。翻开扉页，有“供批判用”字样。他见我一直在翻书，就说：可以拿回家看。我如获至宝，约10天读完。

    据我的长辈说，天城先生少年离家去温州当和尚，青年时在温州学过医，受过高僧和名医的培养，文字功底颇深。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医务人员，“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务农。后来又当了村“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与社员一样，同样是挣工分的，靠生产队分的粮食过日子，生活非常清苦。他的独子当时做泥水工，经常不在家。曾有一段时间，天城先生吃的是纯番薯丝饭，里面没掺一粒米。有时一碗饭勉强吃下半碗，剩下半碗倒给鸡吃。一边看着鸡吃，一边嘴里念叨：“鸡啊鸡啊，我的命与你一样！”

    但是，生活贫苦并没有改变他乐观的天性，有时他会苦中作乐。手头有点零钱，就去买些豆腐干，炒蚕豆，几两“糟烧”。三杯白酒下肚，脸色红润起来，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得字正腔圆。

    上世纪70年代末，天城先生恢复了公职，被派去海岛上的乡卫生院工作。虽然工作地点偏僻，但他的心情很是舒畅，对待患者态度和气。他为许多渔民解除了病痛，获得好口碑。

    次年秋，我考上了杭州的学校，要离家出远门。他发自内心为我高兴。临行前送给我若干全国通用粮票。在杭读书期间，我与他书信来往颇为频繁。

    一次，他给我寄来一幅行草书法，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作《题雁荡观音洞》：道场开处众峰齐，万壑千岩望欲迷。仰首始知天阙近，凭栏忽觉岭云低。劈山自有神功斧，削壁无须粉饰泥。香界风光如此好，搜肠援笔总难题。左侧还写有“祝兴弟雅正”，字体洒脱。我将其挂在宿舍床边墙上，颇觉自豪。

    我毕业参加工作时，他已退休，并应朋友之邀去温州某寺院生活了。他还吟诗作词，成为温州市诗词学会会员。

    我曾去温州看望过他。谈起我从事的水利工作，他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末在小峃口水库工地当医生时的见闻：工地有位干部，认为领导布置的任务不切实际，说大坝不可能在台风季节前完成建设，就受到批斗；一位北京来的白胡子老专家警告，在建的大坝很危险，结果当年真的就垮塌了。说起这些，他叹息不已。并提醒我，搞工程建设还是要按科学规律办事。

    进入新世纪后，他回家颐养天年。我与他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去年夏天，我给他带了点泰顺茶叶，他过几日托我母亲捎给我两支名牌羊毫和若干宣纸，说给我孩子练书法用。令我觉得反给老人添了麻烦。

    人到耄耋之年，总免不了一个“苦”字。天城老先生月退休金近5000元，算是全村老人中最幸福的一位，且一直身体硬朗。但是，儿子接他去镇上住套房，他住了一周时间就不习惯，嚷着要回村，全家只好跟着他住老屋。结果，他还是不慎从楼梯上摔下，导致骨折，从此元气大伤，加速了归天的步伐。

    呜呼，天城先生只留在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