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屿镇上京村，住着一位九旬老人。70多年前，他是具备多种尖端专业技能的地下特工，曾乔装成商人给日军司令部送去“重礼”，炸掉两名敌军士兵。70年后的今天，他和老伴没有子嗣，相濡以沫度晚年。

    潜入日军司令部安下定时炸弹

    ——访马屿抗战老兵金福元

    ■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蔡如祥 文/图

    日军的炮火让他投笔从戎

    8月12日下午，事先没有联系的情况下，经村民指路，记者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马屿上京村抗战老兵金福元的家。和周围的水泥墙楼房不同，木楼低矮逼仄，推着后门进去，老人正坐在前门门口，借着自然光在矮桌前书写着什么。

    “我在写抗日战争感言，想着写好可以投稿。”金福元说。记者拿起他的手稿，读来文笔通顺，书写的繁体字字迹看起来苍劲有力。

    如果不是那场战争，坐在课堂里的金福元，是知书达理的知识青年，很可能会考上大学，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然而，日军入侵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书斋梦，更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一年记得是4月份，日本人开着军舰扛着大炮，打进瑞安来了。”金福元回忆说，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他在东山毓蒙中学读书。那一天， 他在学校读书，日本人军舰开到飞云江沿岸东山口，用大炮轰炸了足足20分钟。接着，战斗机飞来了，不少日本人还拿着机关枪来城里扫射了半个小时，轰炸机还不时投下炸弹，整个瑞安城生灵涂炭。

    日军的炮火持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凌晨3时，饭都没来得及吃，金福元从学校里逃出来，取道陶山回到了马屿家中。“日本人有飞机、有武器，都比我们厉害，当时我们打不过他们，只能在他们懈怠的时候偷袭他们，很被动。”他说。

    从那时起，他对日本侵略者产生了刻骨的仇恨，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之心，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当一名老师是他曾经的志愿，他也曾经考入瑞安师资训练班，学习6个月后被安排到当时的马屿垟下学校教书。但在国难当头下，1943年5月，他投笔从戎，考入了中美合作所的玉壶（现属于文成）军统特种技术训练班。

    训练成为配左轮手枪的特工

    金福元接受训练的玉壶特种技术训练班，是当时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抗战期间在国内举办的11个特训班之一，这些特训班培训了大量抗日所需的特种作战人员，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新中国成立后背负了屠杀政治犯与革命志士的污名。2010年，《北京日报》刊发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专题文章，指出“中美合作所抗日有功，与渣滓洞屠杀无关”，总算澄清了真相：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实是中美两国为共同抗击日本而成立的战时军事情报合作机构，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撤销。

    在特训班里，金福元接受了多种特工专业技能的培训。经过6个月的训练，他掌握了侦察、爆破、擒拿、情报、通信等专业技能，毕业后被编入位于台州海门的第九教导营特务连，担任少尉军衔组长。

    “当时训练的武器是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左轮手枪，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算是当时最先进的。”金福元说，玉壶班的训练科目，多是游击作战中适用的美式轻武器，训练多由美方教官负责指导，翻译员随课翻译。他的训练水平也不俗，用他自己的话说，“200米外远在空中飞的麻雀都有把握打中”。

    除练习美式轻武器外，金福元还学习制作炸药以及情报、通信的专业技术。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传递情报的方法，就是用一种中药——五倍子和米汤混合熬煮成水，然后蘸五倍子水将秘密情报内容写在纸上。水一干，纸上根本看不见任何字。但是需要的时候，用碘酒刷一下，放在灯前一照，字迹就能清楚地展现出来。如此一来，就能安全地把情报送出去。

    给日军司令部送去“重礼”

    当时，金福元所在的中美合作所的任务，就是在后方打击日军，准备接应盟军在温台沿海登陆。他所在部队曾分成若干小队以游击形式在日军后面紧追猛打，其中他主要负责在日军后方秘密炸碉堡、炸司令部等地下工作。

    最让金福元印象深刻的，是他从事秘密爆破的一次经历。“大约是1944年，具体月份已经记不清了，我表面上扮成商人，没有表露自己身份，花了3个多月与一个汉奸打通关系。”他回忆说，通过汉奸的介绍，他和其余两名组员以送礼物的名义，进入日军在台州海门的一个联防队司令部，放置炸药。

    “早上9时45分进去，10时15分左右离开。”金福元依稀记得，他们乔装成商人的样子，将3支牙膏大小的定时炸弹，包装成礼物盒，在汉奸的带路下进入司令部，顺利放置炸弹。在安全撤离20分钟后，炸弹爆炸。“可惜的是，当时日本司令不在，只炸死了两个勤务兵。”他说。因为这次行动圆满成功，他晋升为中尉。

    特工地下工作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很多时候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待一星期，避免被他人发现。很多次，金福元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

    “左腿这里是有一次去炸日本人炮台时不小心炸伤的。”顺着金福元指示的方向，记者看到他左腿膝盖骨头有一处明显凹陷。金福元说，那一次他和组员接到了炸炮台的任务，也是在海门。当时炮台有一名哨兵专门值守，而且附近还有半个班的日军驻扎。为了不让日军发觉，他们半夜埋伏在炮台附近，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等到哨兵睡熟了，他们才摸着爬进去，引爆炸药。

    抗战胜利后，金福元所在部队驻防上海，改编为国民党交通警察部队第18纵队，他任上尉巡察员。他还记得当时胜利后车队开进上海城区的情景，两三万人簇拥在道路两旁，拍手鼓掌欢迎他们。

    但是，不久后内战爆发。“当时在山东一带已经开始内战，还没打到上海来，但是要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我怎么下得了手。”1948年，金福元请假回家，再也没有回过部队。

    种亩薄田清苦度晚年

    回到马屿后，金福元教过一年书。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缺乏人才，还去当地粮库当过会计。1951年，由于出身关系，他被判死缓，被送去东北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伐树。13年后，他才获得释放返回家乡，但因为村里宣传渠道的不畅通，错过了平反的机会。

    “屋子都被烧光了，吃饭碗都没有了。”金福元说，当时他没有任何收入，靠着种田和亲戚筹措，建了两间简易木屋，在50岁的时候娶了老伴郑氏，没有子女。

    记者再次打量金老的屋子，两层的房间都是木结构，破败的楼梯上面一片漆黑。早就已经普遍使用液化气的时代，他家里还在使用燃料灶台。农村都在普遍使用抽水马桶的现代社会，他家的屋子后面还可以找到正在使用中的茅坑。因为没有收入，90高龄的金福元还下地劳动，依靠种植一亩多的承包地来勉强维持生活。而近来因为老伴郑氏患有心脏病，一个月的药费就需要600元，如今两人相濡以沫，生活清苦。

    令人欣慰的是，从去年开始，社会上一些关爱老兵的热心人士找到了金福元，还帮他申请了关爱老兵基金，给他争取一点生活补助。“我的这个助听器就是好心人送的，很感谢他们来关心我们。”在采访中，金福元还特地拿出一本小本子，上面写有所有关心他的爱心人士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岁月在流逝，故人在老去，但8年的抗战记忆不该被遗忘。”当记者想给金老拍一照片时，他特地去换了一套衣服，用双手扣齐纽扣，努力挺起佝偻的背，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在他的眼神里，依稀能看到战火洗礼的沧桑，岁月变迁的斑驳，更有时光带不走的军人的傲然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