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殿试成“洋状元” 翰林编修为爱国志士
宣扬抗日，“状元”项骧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记者 林晓
项骧(1879—1944)，字伟臣，号微尘，瑞安城关南堤街草堂巷人。民国政要，幼年受业于江南大师张经甫。瑞安中学前身方言馆创办时，他是首批入学的学生。
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奠下学业坚实的基础。宣统元年(1909)，清廷举办留学生考试，次年殿试，得第一名，被誉为“洋状元”，授翰林院编修。
民国后，他三度出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任内曾出席国际关税会议，会上不畏列国强权，力争关税自主，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所得税法，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
他是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时代的俊秀。1928年，黎元洪逝世，项骧与徐士昌、段祺瑞、章太炎等社会名流参加纪念，位列一席。
留学生殿试第一称为“洋状元”
自鸦片战争后，清朝廷日益贫弱。当时的人们认为西方各国所以富强，是由于科学发达。所以，废科举、兴学堂、培养有科学知识的人才，为当时普遍的呼声。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了一道“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着各省所有书院省城内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清廷的意思还想把科举考试暂行保留，只将取录名额逐年递减。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下了一道“上谕”说：“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岁贡生员，分别给予出路。”
所以，从1906年起，科举考试制度基本停止（为过去的举贡生员出路起见，还保留举贡考职等一些考试）。但科举的形式虽然废除，科举的实质则仍然存在。内地各学堂毕业生和留学外国毕业生的考试，就是利用旧有的科举功名以笼络新的知识分子。
项骧就是以留学生身份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
当时的试士（参加考试的考生）朱子勉在《参加清末留学生考试的回忆》中写道：“试士穿着朝服，黎明入东华门到中左门听候点名。各人手拿着和背负着考桌、考凳、考箱等物经过颇远的路程，踏上颇多的台阶，然后到达保和殿……保和殿全部都铺有很厚的黄色地毡，正中设御座。御座基地比殿的平地高约二尺，丹陛三级，加以五彩盘龙地毡……留学生大都经已剪辫，但考试时，必须装戴假辫。”
1905年起，清朝廷对留学各国毕业生（留学生，时称‘游学生’）进行“科举”考试，考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学位的意思）和翰林、主事、知县等官职。这样的“科举”考试中，仍有廷试和殿试，殿试一等第一名称之为“洋状元”。从上面这篇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考试似乎“仍承旧制”。从这一点上讲，也与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相同。
瑞安方言馆学子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项骧是在怎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呢？
在项家源远流长的家庭环境里成长，项骧无疑得到了文化最初始的熏陶。据民国《瑞安县志稿》载，在项氏大宅院内有“水仙亭，在草堂巷，清诗人项霁藏书处”；“耕读亭，在大隐庐街，清项傅梅得明姜立纲书‘耕读’二字，以榜所居之西”；“株树楼，在午堤，清项傅霖藏书处，楼以株树筑成故名”等，正是这一座座富有文化内涵的楼台亭阁，造就“书香门第”的项骧。
市区草堂巷46号这座西式洋房就是项骧的故居，房子建于民国初期(1912)。项氏是瑞安的名门望族。以前，在午堤桥建有会文坊，这座会文坊是为宋时项公泽一门18人登第奉敕而立。从清至民初，有项霁、项傅梅、项傅霖、项方纲、项芳兰、项湘藻，及抗日爱国的“洋状元”项骧等人，闻名遐迩，誉满乡里。
早在五代十国，项氏先民就开始定居南堤。据《南堤项氏宗谱》记载，项骧是三十二世后裔。他在青少年时期读书十分用功，很钟爱玉海楼的藏书，每每都以借书博览，临习书法碑帖为乐事。《瑞安市志》卷三十三《人物·人物传略·近现代人物》中有“项骧”的相关记载，其中说项骧少学于池源瀚，弱冠前为县学附生，后入瑞安方言馆，旋转上海梅溪书院从张经甫学。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南洋公学特班，与邵力子、于右任、谢无量等同班，为蔡元培得意门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项骧和部分学生请马相伯另组震旦公学，骧“总理其事”。在校除教习英语外，还从事外国名著翻译，曾译莎士比亚名剧《罗马大将凯撒》为旧诗体，长老传观，赏叹不置。
清光绪三十年（1904），项骧游学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项骧在堂叔项湘藻资助下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科，后获硕士学位。这一年之后，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制度渐趋停止状态。
洋状元及第喜报“快马飞抵瑞安”
项骧出国留学期间，正处于国家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虽然年纪较轻，但爱国热情高涨，怀着一颗救国图强的决心，踏上异国求知的艰难路程。
此际，清末虽已废除科举制度，但对全国从海外留学回国的学子仍按旧制仪式，举行廷试。(从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还举办过6次，总共录取了1388人。)
当时，参加考试的瑞安人就有项骧、林大闾、黄曾铭、薛楷等人。初试，林大闾中榜首，称为“洋会元”，授翰林编修。复试时，项骧夺魁，名列黄榜一等第一名，时称“洋状元及第”，并授翰林院编修。
文史研究学者陈正焕介绍，瑞中知名校长王超六先生是项骧的女婿。据王超六回忆，项骧喜报传来时，瑞安尚未有电话、电报。榜发喜报，由北京发至杭州，再从省城快马飞抵瑞安。那时候，瑞安城内旗鼓伞纛，笙箫管弦，万人空巷，全城振奋。
“洋状元”和“翰林院编修”的头衔，得来不易，这与项骧的文字功夫有关。中国近代学者、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君武称项骧：“所为诗瑰异博丽，回肠荡然，令人有一唱三叹之感。”这绝非空穴来风。
此后，项骧历任留学生殿试襄校官、考试法官同考官。
呼吁美国总统赈灾
激昂宣传义捐抗日
民国元年（1912），任财政部首席参事，部制章则，多出其手。至民国十二年（1923），他三次任财政部次长，兼理部务，并任盐务署稽核总办，得一等大绶嘉禾章。任内主办财政盐务专门学校，创行所得税，拒绝金佛郎制，争回铸币“径位”；出席上海修改海关税则会议，对不合理的关税协定多所厘正，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后赴英国考察财政，与美、英友人草拟中国币制金本位计划。
民国十三年（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次年严格检查全国财务，项骧所管盐务井然不紊。其清廉自持，皭然不滓，受到各界赞誉。这一年的十一月，因军阀内战，时局混乱，项骧无意为官，辞职回乡，息影家园。间或寓居上海，卖文鬻字。
1932年，我国东南（武汉等地）水灾，哀鸿遍野，项骧在上海致电同窗好友、美国总统胡佛，呼吁救援，后获得赈济款项，及时救济了灾民。
胡佛大学时就读地质学专业，24岁时和妻子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并在天津等地蜗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获得赈济款项后，上海各大报纸报道过此事，大加赞赏项骧其人其事，曾被桑梓传为美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年近花甲的他，目睹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山河破碎，忧愤难言，一颗爱国的心在胸间剧烈跳荡。次年春天，他在瑞安县抗日救亡动员大会上（时在大操场），登台演说，激昂慷慨，当场将存遗20美元和所存100银元，捐作反日会抗日经费，又发起举办书画展览会，将义卖所得全部捐作抗日军费，大大地鼓舞了瑞安民众的抗日热情。
1941年，瑞安城沦陷时，敌伪拟拉项骧出任维持会，他“临难不屈，严词拒绝”；次年，县城再次沦陷时，“阖城奔逃，骧以不堪更见沦胥，遂绝粒，于是年十一月卒。”项骧以其实际行动，沉淀着瑞安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激励后人披荆斩棘、不断前进，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