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1日、22日，我市将举办纪念瑞安先贤陈傅良、孙锵鸣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纪念座谈、学术研讨、陈傅良纪念馆开馆、孙氏墨迹展开展、纪念讲座等。北京、上海、杭州、温州等各地专家学者将前来参加学术研讨，陈氏、孙氏后裔也陆续从国外远道回乡。
瑞安自古名人辈出，先贤众多，文化遗产丰富。今年适逢陈傅良诞辰880周年、孙锵鸣诞辰200周年，借机举办先贤纪念活动，旨在加强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自信。先贤纪念活动，也是地方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本报特约温州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洪振宁撰写文章，借以纪念。
瑞安：发展与复兴永嘉学派
■洪振宁
陈傅良与永嘉学派
陈傅良（1138.1.7—1203.12.16），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与叶适同为永嘉学派的重要代表。
他生长在瑞安，27岁在温州城南茶院讲学授徒，从学者常达数百人。多年后，屏居仙岩僧舍，师从郑伯熊、薛季宣，潜心义理之学。宋乾道八年（1172），36岁，与门人蔡幼学一同考中进士。授泰州州学，改太学录。41岁时，通判福州，《三山志》编纂，实多出陈傅良之手。48岁后，居瑞安、温州，知桂阳军。53岁时，提举湖南常平茶盐、迁转运判官。宁宗即位后，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以伪学案降官。67岁时，差知泉州，以疾辞，授集英殿修撰，告老于朝，授宝谟阁待制。
陈傅良一生强学笃志，著书明道，为学重“经世致用”，以变通求实功，政治上他着眼于民生改善，主张“结民心”，“宽民力”，“救民穷”，尤其是从事教书育人多年，十分重视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有蔡幼学、曹叔远、钱文子等众多学生。他精研经史，是当时最为“知今”的学者之一，他撰写的《历代兵制》，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军事制度通史的著作。他还创立了“乾淳太学体”，或称“永嘉文体”，其文简洁平和而曲折有法，尤以论著名，南宋末《论学绳尺》称“止斋之论，论之祖也”，有《止斋论祖》传世。同时代学者楼钥认为陈傅良文章改变了一代时文风气。著作有《止斋文集》《春秋后传》等。
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平民文化新风兴起，又逢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学的发展，南北移民不断徙居温州。此时的温州，人才辈出，文风尤盛，“温多士，为东南最”。温州人结集会社，合指为拳，在这块热土上，相继出现：成为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艺术的永嘉杂剧，也即南戏；以“四灵”为主体的永嘉诗派；以尚简之风影响中国的永嘉医派；尤其是，形成了主张事功而著称于中国思想史的、由陈傅良承前启后、叶适集大成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创立与发展，在周行己奠基和郑伯熊接承时期，已重实务，开学派之先，而更重视传播洛学，至薛季宣、陈傅良的转变与发展阶段，将前二阶段以内圣之学为主导转变为以外王之学为主导，事功精神更加突显，经制之学盛行一时。
永嘉学派的特点是“以经制言事功”，永嘉学者大多从《周礼》等制度性资源中抉发“治”的精髓，为当下政治提供借鉴，以祈臻于三代之盛。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虽各有差异，但在学术价值取向上又都表现出重实用、求实效的特点，治学以史学为根柢，对文法也有较多的研究。尤其是陈傅良，为永嘉学派巨擘，精研经史，贯穿百氏，一事一物，必稽于实，其文立论“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多切于实用，其讲学、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南宋时期，温州学风之盛、学者之众，皆超越前代，成为显学之一。明代学者徐象梅撰《两浙名贤录》，卷三为“宋理学”，共收入王开祖等79位浙江籍学者小传，其中温州籍学者（包括附传）就有31人。
永嘉学派有重文的传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三人为文皆能博通古今，以求实用，意趣高远，辞藻佳丽，又各有特点，薛氏渊雅，陈氏醇粹，叶氏宏博。陈傅良、叶适之后，继承其“文字之学者”众多，永嘉学派渐渐转变为永嘉文派，“文胜于学”。能坚持宋文优良传统的代表是永嘉文派。文派坚持散文多种体裁、多种风格的全面发展，成就突出，雄踞宋末元初东南文坛。
孙锵鸣的努力与业绩
在永嘉学派的创立发展中，瑞安陈傅良是主将，他是承前启后的中继人；在永嘉学派的重振复兴中，瑞安孙锵鸣是主将。
孙锵鸣（1817.2.21—1901.2.1），字韶甫，号蕖田，晚自号止庵，瑞安人。孙锵鸣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也是温州文化遗产尤其是乡邦文献最重要的守护人之一。他25岁就考中进士，后来任广西学政，官至侍读学士。48岁因“为民请命”而结束了政治生涯。
他的一生，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1岁），当考试官，李鸿章、沈葆桢出其门下；二是奉命在本地办民团，与金钱会相斗，潘岱祖居被焚。后一事往往被人误解。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为地方自治、为地方的公益事业和共同事务作贡献。乡贤的主要特点是为乡里公共事务竭尽心力，为一方百姓造福，有善行义举，或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为地方自治尽心尽力。
他的业绩，主要有：一是在内忧外患之时，他与其兄孙衣言一起，为复活600年前的永嘉学派做了大量工作。孙衣言、孙锵鸣兄弟认为“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他们将学术视为乡邦之大事，坚信：学术正，则人才多，风俗美。鉴于宋代永嘉学派已约有600年无赓续，即以重振永嘉之学为己任。在外做官或在外任教，不忘乡邦文献的搜集和永嘉学派的研究。返回乡里，把精力放到“诒善祠塾”培养人才上，继续倡导永嘉事功之学。他们校刊的《永嘉丛书》15种253卷，约于光绪八年（1882）在瑞安汇印，其中有陈傅良的著作《止斋集》。宋恕以此举为“天荒首破，曙光乃来”，“于是温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孙衣言还历经18年，梳理永嘉学术为主线，编辑成近百万字的《瓯海轶闻》，叙述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历史、学术特色、发展脉络、传播影响。二是他整理和研究地方文献，撰写《东瓯大事记》《东嘉诗话》，撰写周行己、陈傅良的年谱，主持整理并刊刻瑞安孙希旦著作《礼记集解》，从家谱中抄出宋代温州人著作《开禧德安守城录》，抄出明代温州人著作《鹤泉集》，保存了一大批乡邦文献，他撰写或保存、整理的地方文献，有10部被列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公布的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中。在寻找“自强”思想资源的瑞安行动中，他与孙衣言是最亲密的同伴。三是先后任教于苏州、南京、上海、温州各书院，门下著录数千人，学生中最著名的有宋恕、杨晨、周珑、黄绍箕、洪炳文等，培育了大批的经世人才。宋恕以为“先生之学，于温往哲最近陈文节”，说孙锵鸣先生治学方向（重史学）与诗文风格最接近于陈傅良。孙锵鸣撰有《吕氏春秋高注补正》《陈文节公年谱》《东瓯大事记》等，胡珠生整理其著作为《孙锵鸣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入他的《止庵诗集》附《盘阿草堂词存》。事迹载入《清代碑传集补》卷九。
瑞安是复兴永嘉学派的中心
瑞安，曾经是十二、十三世纪之交南宋永嘉学派特别活跃的地方，后来又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永嘉学派重振复兴的中心。800年前，永嘉学派在瑞安等地繁荣，陈傅良、蔡幼学、叶适等一批学者讲学、著述，重文兴学育才，推进学术创新，形成了温州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时期，由于孙衣言、孙锵鸣他们的努力，彰显出了南宋时期温州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使得中断了600多年的永嘉学派，得以赓续重光。他们力图将区域遗产转变为面对现实的活的文化，近代温州文化得以奠基和开创。永嘉学派得以复活重光，瑞安是复兴之地。
从文明布局看，温州城区是个不怎么强的中心，四周，北有名胜雁荡山，西有耕读楠溪江，东有人文永嘉场，南有晚清玉海楼。温瑞塘河是温州地区的文明的中轴线，连接着的两头，是两个文明高地，一头在永嘉（温州）城区，另一端则在瑞安县城。近代中国，沿海日益成为促进内陆变革的重要因素。近代瑞安，由于先贤的奋斗，新学发展较快，实业得以推进，成为文明高地。以至于到民国时期（1930年代），瑞安城排在浙江省城市序列的第五位（依次是杭州、宁波、绍兴、温州、瑞安）。
中国近代史上推进的所谓的“变法自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革发展”。其进程中一个特点是京城与地方的活动交织互动。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沿海地区，如上海，如瑞安。孙衣言是曾国藩的手下，他是连接曾国藩、张之洞与家乡瑞安互动的轴心人物。孙锵鸣则连接着他的门生李鸿章。孙锵鸣的学生黄绍箕（1854—1908）是张之洞身边的人，幕僚（智囊团）之一，是瑞安与京城互动的又一位关键人物。黄绍箕不仅直接参与了晚清改革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起草，而且积极兴办新式学堂，发起创办瑞安学计馆，参与组织上海强学会，参与创办京师大学堂，主持编译局，他撰写我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对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立，有开创之功。晚清时期的瑞安，以诒善祠塾为中心，瑞安先进分子结成知识群体，这一知识群体中的陈虬、宋恕、洪炳文、孙诒让都参与讨论和设计晚清系统改革的方案。当时的中国，一个县城竟然能有这么多的先进分子在较早时间以系统的理论著作加入探讨和设计改革方案，这不能不说是瑞安历史的莫大荣耀。
校刊《永嘉丛书》，是寻找自强的思想资源，借以振兴永嘉学派而进行现代性建构，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明现代性，发现新文化，寻找现代性的本土基因。近代瑞安的先贤们，从寻找“自强”的思想资源，发展到讨论变法自强，参与设计和讨论如何达到富强的途径，并亲自在瑞安等地进行了不少实践探索。从学术史上看，他们是在创立与发展后永嘉学派（因篇幅限制，需另文论述），他们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后永嘉学派的创立期，正是近代温州迈向现代化的启动点。后永嘉学派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与兴办实业、振兴地方、推进现代化建设相伴随。
一百多年来，瑞安，走在近代史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前列。这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如，晚清新式学堂，120年前首先在瑞安兴办，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所以创办算学书院，改名学计馆。孙诒让认为：“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学计馆毕业学生后来为瑞安县志局选用，以新法测绘全县五十五都地图。1896年项芳兰在瑞安创办方言馆，是浙江省最早的外国语学校，瑞安籍的留学生差不多“尽出其间”。辛亥革命前温州地区外出的留学生总数中，瑞安人数最多，占了近四成。《清代学者象传》收入温州地区的学者4人，都是瑞安人，如果将晚年定居瑞安城的青田人端木国瑚也算在内的话，则有5人。中华书局20世纪出版“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丛书，其中有2种是瑞安人的著述。近代瑞安人，兴办实业，发展工商，在温州办报，引进石印技术，最早使用铅字排版印刷等。1998年版的《温州市志》收入近现代人物中，瑞安人约占四分之一。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至2016年公布的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属温州的70多部，八成是瑞安人的著作或原藏于瑞安。近代温州地区的知识群体，第一个、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基本上都是由瑞安人组成。第二个知识群体是陈虬为核心的利济医人群体，也以瑞安城为中心，向全国辐射。陈虬等人创办利济医院，采用的《利济教经》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编的最早的新式教科书”（《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666页），《利济学堂报》是中国最早的高校科技学报（汪林茂《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转型》，第353页），利济培养的数十位医师，成为近代温州的新式医学的带头人。第三个知识群体以陈黻宸为首，在上海创办的《新世界学报》，是中国最早的纯学术期刊，“与其他一些多刊载译著的学术刊物不一样，《新世界学报》所刊载的几乎全是自著的、且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同上，第354页）这一知识群体后来转入北京大学，培养了冯友兰等中国杰出的人才，成为胡适先生所说的“北大的温州学派”。
近代以来，由于瑞安人的努力奋斗，由此而在温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积极兴办新式学校、乐于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潮、提倡和崇尚实业的社会风气，积淀为一种创业创新、致力于民生改善的区域文化。这一影响，不可低估。
这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一个文明的高地，知悉瑞安城正在继续加强旧城历史街区原貌的整体保护力度，准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让人十分激动。瑞安城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内外瑞安人留住记忆、记得乡愁、共建家园、塑造未来的历史使命，是全体瑞安人共建海上丝绸路上节点城市的重要行动。今天，我们纪念瑞安先贤，需要继续推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新乡贤文化的建设，以不断提升瑞安文化软实力，进一步美化瑞安城市的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