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事件

    ■施正勋

    1970年夏末，北大荒的夜晚已经带有几分凉意，我与大钊、鸿兴好不容易请个假到营部周边看望同乡战友，晚饭后遇到为取女同伴的邮包而来的锦富等人，我们趁着夜色要回到连队去。

    北大荒的交通很落后，班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间，大家只得在公路边等待路过的汽车。拦了好几辆车，就是不停，有一辆见我们站在路中，勉强刹车，我们还未走到车门，又猛地开走了，几个人颇为焦急。等了好久，终于见远处开来一辆客车，车停下，大家急忙要上车。突然，司机猛踩油门，汽车又往前冲，连车门也没打开，存心是不想带我们。锦富急了，用手猛擂车窗，不料一下子把车窗最后面的三角形玻璃砸碎了。汽车猛刹车，司机下来了，一见是几个年轻小伙子，便说：“谁要上车？上吧。”大钊毫不犹豫就往车里走，我预感到情况不对，来不及阻挡，大钊已经挤进车里面。我们决定：锦富两人不要上去了，我与鸿兴陪同大钊上车，万一发生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刚进车门，锦富把两个邮包也塞进车，司机立即关上车门，一溜烟上路了。为了防止意外，我用家乡话对鸿兴、大钊说：“往车门口走，取下手表放口袋中，以防不测。”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比我预料得更突然。

    车开出几分钟，猛一急剎，司机回头叫道：“谁砸碎了玻璃？”口气满含火药味。我急忙对鸿兴说：“快下车，往后面跑。”车门缓缓打开，我与鸿兴用脚踢下邮包，跳下车往后跑，只听大钊在叫：“我的手表被拉走了，人也出不来。”司机怒吼：“谁砸的车？找死呀！”我与鸿兴站在路边，知道遇上了麻烦事。司机又开口：“关门，拉住一个就行。”显然，车门一关，大钊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俩只好回到车旁。此时几位壮汉下了车，一把揪住我就打，鸿兴也受到攻击。形势被动，我俩只好佝偻腰身承受拳脚，还手的后果更可怕。毕竟是散客，下手不是太狠。几分钟后，就拉了我俩上车，一直往前开。

    到了74连站，车停下来，司机下车，要我们赔偿玻璃。正在对话，听到身边有上海话传来，回头一看，是几位上海知青。我们马上求救，告之挨打的经过。几位知青围住司机要个说法：“赔偿可以，打了人怎么办？”司机一副无赖姿态：“谁打了？他们拦车、砸车，还有理了？”僵持了好久，夜已深，车上的旅客吵着要走，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只得赔了10元钱，下车走人。

    从74连到我们连队要走好几公里路。夜深天凉，经过几番折腾人又疲惫不堪，走了一会儿便有点累。偏偏道路很泥泞，鞋底沾满泥巴，越走越沉重。我们干脆脱了鞋，赤脚行走。

    广袤的荒原没有灯光，暗淡的月色照着狭窄的泥路，四周是一片苍茫的草甸子。我们默默地行走，没有什么话好说，不仅仅是疲劳，心里更觉得窝囊，白白挨了一顿揍，还被扔在这前不着村、后不靠站的野地，受这般苦，满肚子的愤怒、委屈。

    我们回到连队已经是后半夜了，连洗干净脚也觉得乏力，喝了几口水，相互看着狼狈相：大钊还算好，没挨几下打，我和鸿兴眼角发青，身上隐隐觉得疼。年轻人没有多少忧愁，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连队就有人传闻：昨天几位知青在路上拦车，砸了玻璃，狠狠挨了一顿打。连队的乡亲与战友们，看着我们青紫的眼角，心知肚明：就是这几个倒霉的家伙。可是没人追问，连一贯严肃认真的丁指导员也好像没见到似的，不闻不问。一场意外事件不了了之。

    48年了，每当回想北大荒的岁月，总不能忘记那荒唐挨打的一幕。就连赤脚行走在泥泞的路上，也仿佛渲染着一抹青春的诗意色彩。

    任何苦难，经历岁月的发酵，终会酿成醇酒。北大荒，我的青春流浪过的地方，一切的辛酸皆随年华流失，留下的，只有依恋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