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没有离去
■白一帆
我的妈妈，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在饱受多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了。
妈妈的离去，留给我的是内心深深的痛楚和无尽的思念。虽然她老人家早已因病不知世事，母子亲人间早已无任何交流，虽然人生在世母子终有一别，但当离别的时刻突然到来时，还是让我难以接受，痛心不已！
妈妈的离去，留给我内心的还有些许愧意和自责。妈妈虽患病多年，但病情一直比较稳定。春节过后，我满以为妈妈近期不会有事，趁着学校开学之前，陪妹妹、女儿及三个孙辈外出旅游，不料巧在这时，妈妈的病情急转直下，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病房，待我们回到家中的第二天，妈妈便与世长辞了。都说父母在不远行，我这是在妈妈临别前去远行了，内疚、不安之感时时萦绕在心头。
在送别妈妈以后的日子里，她老人家的音容总是在脑海浮现，我们母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一桩桩、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妈妈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百姓艰难度日的年代。妈妈是大山的女儿，外公家祖辈居住在桐溪丁岙山村那偏僻的大山沟里。由于子女众多，外婆去世早，外公为人老实，家境十分贫寒。妈妈小小年纪就和家人一起挑起生活的担子，常年风里雨里在山上放牛、砍柴、下地劳作。妈妈曾回忆少年生活时说，十来岁时，有一次在山里砍柴时遇上凶恶的豺狼，幸亏有大人相助才得以脱险。
妈妈说，新中国成立前丁岙山村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的地方，属于革命老区，妈妈的老家是当时的中共北区负责人陈文椿、谢奕伍等人经常出入的联络站，称为“红点户”。我的大舅张定理积极为党工作，担任党的交通员。从小受到红色的熏陶，妈妈青少年时期就追随党组织向往革命。时代结缘，革命为媒，我的爸爸白希良从师范毕业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夕加入党组织，他放弃教师职业投身革命，也来到了丁岙山村，与妈妈相识并结为伉俪，共同的理想让爸妈走到了一起。
因为家境贫寒，妈妈从小没上过学，直至参加工作后，才得以有机会在扫盲速成班学习认识了一些字。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北方干部“南下”，爸妈却是奉命“北上”。上级一纸调令，正在参加华东团校学习培训的爸爸远调山东，妈妈也随调，在山东团省委工作，爸爸担任人事干事，妈妈为机关打字员。那一年，妈妈才20岁。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妈妈工作中有点吃力，但她勤奋好学，努力上进，为人厚道，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当时，妈妈作为穷苦出身的干部，为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感激之情，将自己的名字由“张菊花”改为“张望曙”，在齐鲁大地八个春秋，妈妈一直叫“张望曙”。
1957年，正当妈妈以满腔热情忘我为党工作的时候，政府机关的人员精简下放运动开始了，妈妈作为淄博团地委机关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属于精简重点考虑的对象。虽然内心有万般不舍，但是组织有号召，妈妈听党的话，还是忍痛退职回到了家，现在我家里还保存着一张当年团地委的同事们欢送妈妈退职的合影留念照片。61年过去了，照片早已发黄，但还清晰。
妈妈从山里的放牛娃起步，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斗争，成为省地机关的青年干部，转眼又变成了一名家庭妇女，落差之大，其内心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乃至长大成人才逐渐体悟到当年的退职下放，妈妈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有多大。妈妈以人们难以想象的忍耐，以个人家庭利益的重大牺牲为国家分了忧。
1958年，爸爸率全家四口（妹妹还没有出生）回到了阔别近八载的家乡。当时正逢瑞安县大办院校，爸爸奉命创办县卫生专科学校并首任校长。妈妈有幸成了首批学员。此时，妈妈一度失落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在那大干快上、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爸妈与全校师生一起夜以继日，白手起家，硬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美丽的图景。卫生学校从无到有，成绩斐然，为此，爸爸十分荣幸地出席了全省文教系统群英大会。爸爸在会上作了“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发言，提出了“穷办法，办法无穷”的办校理念，受到大会的好评。记得小时候，家中有一张一名女少先队员在群英会上向爸爸献花的照片，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那时，年轻的妈妈踌躇满志，憧憬着将来毕业以后当一名白衣天使为百姓解除病痛。谁知，这个愿望又成泡影，因国家经济困难，卫生学校被撤销，妈妈再次处于失落、失望之中。
1963年，家庭厄运又至，爸爸作为城区副区长，为推动城镇居民户口下放精简工作，竟瞒着妈妈把我全家的城镇户口下放迁回老家农村。妈妈闻讯后，如晴天霹雳，痛不欲生。要知道，当时的城乡条件有天壤之别，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电灯。那些日子里，妈妈常常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已刚有些懂事的我目睹了家中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此后不久，我们举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住在我爷爷留下的那间破旧的轩屋里，在城里县小刚读完一年级的我转到了乡小就读。
在老家农村的几年里，我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虽然物质缺乏，生活艰苦，但有妈妈及伯父母等众多亲人的关照也其乐融融。期间，我与哥哥学会了上山砍柴、下田摸鱼及一些简单的农活，体验了农民的艰苦和辛劳，受益匪浅。那条当年上小学时不知走过多少回的乡间小路，那座小山，那片田野，还有那低矮的教室，至今还让我难忘。
1970年，对我家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年份，妈妈在经历失业失学在农村居住多年之后，终于又重获工作，当了一名云江公社保健站中药调剂师。穿上白大褂，妈妈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失而复得的东西更显弥足珍贵，妈妈又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后又上调到区卫生所上班，历经坎坷的妈妈终于有了好的归宿，直至1986年光荣退休。
妈妈虽然一生命运多舛，但她总是把生活中的不快和酸楚默默地装在心里，独自承受着命运对她的不公，从未因此影响对子女、对亲人的关心和关爱。回想起童年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首妈妈生前对我们关爱照顾的一幕一幕，倍感她老人家的可亲可敬，倍感母爱的无私伟大，更勾起我对她的无尽思念之情。
几十年来，爸爸一直奔忙于工作，一有空又痴迷于书画，家中的大小事务全由妈妈操劳。五口之家柴米油盐仅靠爸爸一人工资维持，还要负担爷爷的一些费用，家庭经济常常捉襟见肘。即便如此，妈妈总是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悉心照料好我们兄妹的生活，从没让我们受委屈，哺育我们健康幸福成长。小时候两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一件是在我五六岁时的一天，一位和我一起玩耍的女童哭了，她的父亲不由分说认为是我打了她，竟一路追打我。妈妈闻讯及时赶来与他说理，那人自知理亏方才作罢。还有一件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当了班长，常穿着用妈妈过去穿过的紫花格衬衫改成的花衣服去上学，受到班里同学的取笑，我回家后便向妈妈哭诉发脾气，说再也不去上课了。妈妈一边好言相劝我，一边掏出一分钱给我。彼时的一分钱可以买橘子吃让我解馋，我顿时破涕为笑，又高兴地上学去了。这两件小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每让我想起，心中充满了甜蜜温暖。
晚年的妈妈，也一度萌发了要求组织恢复她国家干部身份的念头，要求我代其打报告给山东团省委，但因时间久远等原因，未能如愿。为此，妈妈内心虽有遗憾，但看着她含辛茹苦抚育的我们三个兄妹先后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做出了一些成绩，孙辈也乖巧懂事，妈妈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宽慰。
妈妈离去了，回望妈妈平凡的一生，她老人家有许多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和传承。妈妈为人厚道，做人本分，待人友善，生活中从不与别人红脸，宁愿自己吃亏受委屈，也不去占别人的一点便宜。工作上妈妈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干一行干好一行。正因为这样，妈妈在同事和众多的邻居亲朋中享有很好的口碑和人缘。妈妈去世后的几天里，她生前众多的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都纷纷前来吊唁，含泪与她告别，表达敬意，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在家里，妈妈更是以无私的母爱关怀我们子女，妈妈虽然不善言辞，但她身体力行，正直善良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影响着我们，在我们三兄妹的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在爸妈的鼓励支持下，我和哥哥先后穿上军装走上了保家卫国的征程。42年前的春天，当我告别家乡远赴几千里之外的东北长白山空军雷达部队时，许多亲朋不解，说我妈心太狠，大儿子已在部队，怎么忍心又让小儿子去那么远受苦呢？妈妈笑着答道：儿子长大了去部队锻炼是大好事，我怎么会不舍得呢？话虽这么说，但儿行千里母担忧，多年以后，当妈妈在报纸上看了一篇我写的回忆当年军营艰苦生活的文章时，老泪纵横，说：“原来儿子你在部队的生活这么苦呀。”怜子之情溢于言表。在部队10年，我向妈妈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怕妈妈牵挂、担心。谁知不经意间，妈妈还是知道了实情。
晚年的妈妈对孙辈的成长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特别对我的儿子白浪更是关怀备至，祖孙情深。2岁时，一次意外让白浪生命垂危，虽经全力救治，但仍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妈妈也因此对这个可怜的孙子更加疼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悉心照料。为给孙子治病，妈妈还曾一度迷上了某种功夫，期盼它能产生奇迹，治好她孙子的顽疾。我虽然不信它的神效，但见妈妈如此执著深信不疑，也就顺着她了。都说孝顺老人，顺着老人有时比孝更重要。
也许妈妈的人生有多少沟坎是命运早已注定了的，也许是妈妈这一生太过劳累操心了，在她老人家终于可以安享晚年的时候，不幸又至，69岁时，妈妈患上老年性痴呆，虽经治疗，但仍每况愈下，很快就不能走路，进而失去语言能力和意识，整天只是呆坐着，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毫无反应，“视而不见”，以致8年前的初夏，与妈妈相伴60载的爸爸去世，众多孙辈的婚嫁、可爱的曾孙、曾外孙、曾外孙女等的陆续降生她都全然不知。每逢曾孙们绕膝而坐，呼唤着曾祖母时，我是多么期盼妈妈能睁眼看看回应一声呀！可是没有。去年底，我早就盘算着全家老少与妈妈一起照一张全家福作纪念，后来因故未能如愿，机会稍纵即逝，妈妈匆匆离去了，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妈妈离去了。近日，我不禁想起小时候与妈妈一次难忘的对话。妈妈说：儿啊，你每天跟着妈妈，将来妈妈老了不在了，你怎么办呢？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妈妈不会老的。
是的，妈妈不会老的，也不会离去的，妈妈只是太累去了遥远的地方歇息了，愿妈妈在那边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