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深情

    ■施正勋

    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后，当我基本习惯了高强度的田间劳动，适应了粗劣的食物与根本没有精神享受与正常的文化娱乐的单调生活时，接到家中母亲拍来的第一封电报：父亲病危，速归。

    虽然我早早知晓父亲病重，但未满18岁的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依旧缺乏应对的精神准备。当晚去找指导员老丁请假，老丁与我对面而坐，沉默许久，开口说：“有病让医院好好治。你回家有什么作用？你又不是医生！”语调严肃，带几分生硬，神态与语调同样冷硬。听到这句毫无人情味的答复，我又气又急，脑海中一片空白。说什么呢？求情肯定无效，顶牛结局更坏，对视片刻，我缓缓起身，转头不辞而别。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改爱说爱唱、苦中寻乐的举止，闷头干活，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压抑心中的挂牵。那份埋在胸中的悲愤炙烤着我的心，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我除了屈从，没有任何办法。

    在煎熬中度过一个多月，一天收工回来时，班长通知我：饭后丁指导员要我去一趟。刚走进他的房间，老丁取出一封电报，说：“连队同意你请假探亲，我已经签字，盖了章，明天你送到营部审批。”我来不及多想，取来那张电报，仍旧转头不辞而别。

    第二天，起早上路去营部，戴洪弟担心我情绪低落容易出事，要陪我一起走。手续很顺利，下午即开出了介绍信。晚饭在营部所在地28连吃，附近24连、29连几位战友闻讯赶来相见。晚饭后我们执意要返回连队，大伙送到路口，天已黑，匆匆告辞上路。突然有人说：“晚上车少，要走好长一段路，野外有狼，拿根棍子吧，小心点。”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俩各拿一条木棒走进黑暗的荒野。途中，果然听到几声野兽的嚎叫，远远地，有几点绿幽幽的光在黑幕中闪烁，我们只顾赶路毫不理会。后来听人说，那绿光就是狼的眼睛。

    打点好随身带的衣物，车票倒随到随买，不紧张，只是手中钱不多。那天刚起床，同室的战友似乎开过会般，不约而同每人递过5元钱。有一位战友拉我到门口，嗫嚅着开口：“我只有这么多，对不起……”手中捧着4.4元钱（那时我们每月工资32元）。

    从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之日起，我咬紧牙关没有落泪过。看到战友们凑在一起的一堆钱，看到这手中的4.4元钱，我热泪盈眶，说不出一句话。那是一种患难与共的真情，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述。迈出宿舍，女同胞又送来一个厚实的信封。我点点头，无法推辞，也没有勇气开口，强忍泪水，怕它泛滥涌出。咬牙，满含热泪踏上归家的路。

    在营部转车时，几个连队的战友来送行，又是几个信封。装满浓浓的深情，同样难以推辞。

    迎接我的是一次亲人的生离死别。支撑我坚强地挺过来的就是战友们真挚的情谊。

    48年了，当年的毛头小伙、娇媚少女，如今满脸沧桑、年过花甲。有十几位战友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每当我回首北大荒的往事，浮现的第一幕就是那双捧着4.4元钱的手。我该用什么来偿还那份沉甸甸的、倾囊相助的深情？我该如何回报那份比血更浓的友谊？

    北大荒岁月，天寒情暖、地冻心热，患难与共、终生铭记。那一天是1970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