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油票、肉票、酒票、水产票……

    40年前，一家人的生活

    离不开厚厚的票证

    ■记者 杨微微/文 孙凛/图 通讯员 李浙平/绘画

    “现金还是刷卡？支付宝、微信都可以。”无论你是在商场、酒店消费数百、几千元，还是在早餐店、便利店买几元钱的包子、牛奶，结账时几乎都能听到店员的这句“温馨提示”。司空见惯的这句话，折射出的却是40年来人们支付方式的巨变。

    对于“80后”、“90后”来说，粮票、油票、布票、煤球票大概只存在于父辈的回忆中。我市不少收藏爱好者手中还保存着这些见证一个时代的商品购货证，徐永瑞和陈聪熹就是其中两位。

    陈聪熹今年68岁，在他记忆中，粮票的种类非常多，有全国粮票、浙江省粮票、农民周转粮票等。40年前，每户城镇居民人家都有一本购粮证，每个季度居委会统一发一次粮票、肉票等。粮票会根据家里几口人、一人多少斤，按额分配到户，成年人和孩子的数量还不一样。居民凭购粮证到所在区域的粮店（粮站）买米。

    “我家住在仓前街，当时都是去城西粮店买米。粮店会在购粮证上盖个章，一户人家一个月买了多少斤米，全都清清楚楚，绝对不会超过数量。”陈聪熹说，就连买油条也需要粮票，买一根油条要半两粮票、3分钱。没有粮票，哪怕你口袋里揣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

    到省外出差，更是要提早换好全国流通粮票，否则寸步难行。1978年左右，陈聪熹去上海出差一周，出发前，他要向单位拿介绍信，说明出差地点和时间，再凭介绍信和自家粮票去兑换相同额度的全国流通粮票。只有这样，出差在外才不会饿肚子。

    “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粮票就是生命，每户人家都要保管好购粮证，锁在柜子内。购粮证是一本，里面不仅有粮票，还有油票、肉票、酒票等，万一丢失了，全家人就没饭吃。”今年75岁的徐永瑞说，总有几个马大哈遇到这样的倒霉事——丢失了购粮证。那户人家就要拿着铜锣上街边敲边喊，希望拾到者能及时归还。好在当时的人都很纯朴，购粮证上也写着名字、住址，拾到者会及时送还。

    买东西除了凭票证，排队也是难以让人忘怀的记忆。尤其是置办年货，经常要全家总动员，每人拿着不同的购货证和现金，去不同的店铺、柜台排队，买肉、蛋、水产品、糖果……除了吃的，还要扯上几块布，给小孩做件新衣服，年味也就在长长短短的排队购物中浓郁起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凭票排队买东西，我的孩子就没怎么经历过了，票证的使用范围也逐渐缩小，比如说买油条、包子，忘带粮票，加几分钱也行。”徐永瑞说。

    据《瑞安市志》记载：“1984年1月1日，因市场供应好转，全县城镇居民购买商品不再使用商品购货证。”

    “你看现在，年轻人手机刷一下就能付钱，我们要买米，打个电话就送过来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陈聪熹感慨。

    [延伸阅读]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

    早在1954年年底，瑞安就对缺粮户进行调查摸底，从群众评议到登记、发证，估计要比全国提前一年左右。那时候的票证还不是很多，只限于粮油棉布等。到了1960年年底，中央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增发临时节日票，安排人民群众过好春节。于是，各种名目繁多的票证相继问世，猪肉、糖、黄酒、豆芽、油条、煤球、肥皂、煤油、卷烟、手表、自行车……都要凭票供应。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全国重点侨乡的瑞安还发行了“华侨券”，即按华侨从国外向国内亲族汇寄外汇的数量，按比例配发给购买小商品的“华侨券”，凭此券到指定的华侨商店可以购买紧俏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