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丰西周大墓随想

    ■林祝兴

    戊戌年孟秋的一个休息天，我慕名来到仙岩穗丰村（原属瑞安，2001年划归瓯海），登上杨府山，凭吊西周大墓遗址。

    这是一座孤立的小山岗，方圆数百米，海拔仅50余米，静卧于仙岩与塘下交界的仙岩平原东缘，东北侧与大罗山相距仅百米，西侧就是流淌千年的温瑞塘河。我从西南山麓顺着石阶拾级而上，沿路林木葱茏。行至半路山坪，见一座仿古建筑，横额是“仙岩历史文化遗产专题展示馆”，欲入内参观，无奈大门紧闭。继续前行，道路的“尽头”是一道沿山崖边缘而建的“城墙”。跟着感觉走，沿着墙边石阶继续登高，稍倾，就到了小山之巅。山顶是一块比篮球场略大的平地，西南角就是出土了国宝级文物、被誉为“浙江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的西周土墩墓遗址。遗址用钢管栏栅围着，里面茅草丛生。我沿栏栅走了一圈，情不自禁地朝遗址三鞠躬，感谢这位3000年前的“老乡”为东瓯早期文明留下宝贵的实物依据。

    此墓能够重见天日纯属偶然。那是2003年9月，穗丰村民在杨府山上平整土坡，准备修建公园，本来很平常的挖土施工，却无意间让沉睡了3000年的西周大墓重现于世。第一天挖土，村民们从土里发现了几个青铜残片，也没当一回事。但此后连续挖出青铜鼎、青铜铙，才引起警觉，遂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行动，派考古队赶来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数天努力，出土青铜器、玉石器共83件（组）。经省文物部门鉴定，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10件、三级文物55件。

    这些珍贵文物已成为瓯海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去年仲春，我曾借公务之便走进位于瓯海区行政中心的瓯海博物馆，一睹文物“真身”。在二楼“东瓯之光”展厅，穗丰大墓文物是最耀眼的“明星”。青铜铙摆在突出位置，它通高42厘米，重达23.5公斤，表面饰有雷纹和乳钉，面貌清晰大气，属浙江省首次发现。有文章介绍，其形制、纹饰和大小，与西周早期的青铜铙完全相同。紧随其后的是青铜簋、青铜鼎，外形完好无损，也属于青铜器中的重器。三把青铜短剑也很吸引眼球，虽有不同程度残缺，但精美的纹饰仍很清晰，剑格上镶嵌的密密麻麻的绿松石仍泛着莹莹绿光。文字说明曰：此剑的剑茎采用铸接技术，为已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所仅见。其他如戈、矛、镞等兵器，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玉器共22件，种类多样，有玉镯、玦、鱼形饰、管形饰、绿松石串等，虽不算十分精美，但也光滑细腻，3000年前的东瓯先民能有这样的工艺水平，已属非常不易。文字说明谓其“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对研究越系玉器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些出自瑞安“故土”的西周时期宝物，我的内心不止是惊叹。

    铙、鼎、簋等青铜器在西周时期墓葬里是最重要的祭器和礼器，老百姓是不能使用鼎、簋等重器的。从穗丰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组合来看，该墓严格遵守了当时的礼乐制度，显示了墓主尊贵的身份和地位。温州地区在商周时期是越族的分布范围，土墩墓更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越族墓葬，专家由此判断，此墓应是一座越族贵族墓。2009年2月和4月，与此墓近在咫尺的杨府山北坡又先后发现三件青铜鼎，这给此地此山此墓又增添了更多待解的谜团。

    我站在小山之巅，从各个方向俯瞰平原，眺望远山，思索着脚下的谜团。我又想起前些年颇有影响的一篇关于温瑞平原和温瑞塘河起源的文章。记得此文主要观点有：公元前11世纪，由于全新世的最后一次海侵，现今的瓯江、飞云江等河流下游及河口一带，海拔60米以下都被海水覆盖。南白象至瑞安塘下之间是一条海峡，大罗山是海岛。到了西汉初期，瓯江河口入海水道有南北两支，北支大致沿今瓯江入海，南支从今鹿城区黄龙山西南端南下，经帆游（原属瑞安），在塘下以南入海，原先的海峡成为南支入海水道的一部分；在南北两支入海水道之间，今温州老城区一带还是瓯江河口的心滩。

    此文的上述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远古时期南白象与塘下之间是海峡，大罗山是岛屿，这没有异议。但是，公元前11世纪，历史已进入西周时期，如果这时期的瓯江下游及河口两岸、仙岩平原一带还是几十米深的海水，怎么可能会有贵族产生？杨府山还低于当时的海平面，怎么可能有贵族墓葬？贵族的存在需要有稳定且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则需要面积广大的耕地、大量集聚的人口、众多的农业生产及其他行业劳动者。从穗丰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来看，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完全不输给中原地区，这也见证了当时瓯江、飞云江下游一带经济社会发达程度。退一步讲，就算穗丰大墓中这些器物系外地引进，也同样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基本通畅的对外交流渠道。哪里是支撑他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腹地？贫瘠的山区和小岛形不成发达的经济社会，支撑不了贵族的生活。

    对于地质学上的最后一次海侵，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高峰时期发生在距今约6000年前，此后随着全球性海平面下降，海岸线逐渐向海洋方向退去；有人认为高峰时期发生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其时福建沿海海平面曾高于现今海面3至5米（可见“海拔60米”之说是何等离谱）。穗丰西周大墓的“横空出世”，为补证温州先秦史和温瑞平原的淤积成陆时间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依据。坦率地说，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发生在距今约6000年前，而且早于公元前11世纪海平面已退至现今海面。

    时近中午，下山回家。饭后不休息，坐在电脑前，我打开卫星地图，凭自己的水利专业知识，仔细分析瓯江下游冲淤演变。从瓯江下游及河口两岸的河道走向、山体分布和平原分布来看，北岸的瓯北平原和南岸的温州平原（翠微山至茅竹岭之间）属于凸岸，近岸流速慢，容易淤积成陆。帆游是瓯江河口和飞云江河口涨潮的汇合点，帆游至仙岩及塘下罗凤之间的“海峡”亦容易淤积成陆。笔者推测，在西周之前，因海平面已退至现今海面，瓯江下游及河口的岸线变化循着河道冲淤规律逐渐演变；至西周早期，瓯北平原、温州老城区及以南的部分温瑞平原（包括仙岩、罗凤一带）已基本淤积成陆。这些广阔的平原就是西周时期先民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腹地，而不是到了西汉初期，今温州老城区一带还是河口心滩。要知道，西汉初期东瓯王驺摇受封建立东瓯王国，同样需要最基本的耕地和人口支撑。

    那么，西汉初期是否存在一条起于今鹿城区黄龙山西南端、流经帆游、在今瑞安塘下以南入海的“瓯江河口南支入海水道”？笔者以为，不可能。黄龙山西南端未淤积前确实有个宽200余米的口门，当然可以过水，但由于口门下游景山的阻滞和挑流作用，水流向东而去，只会在下游不远处重归瓯江主河道；随着今温州老城片淤积成陆，这个口门也同时淤积了。至于后来的“三溪”（瞿溪、郭溪、雄溪）之水经会昌河向南接通帆游，流向瑞安河道，则是唐武宗会昌年间时任温州刺史韦庸发动民工治理河道的功劳。

    帆游与塘下罗凤之间的“海峡”，西周时期虽已淤积成陆，但除了山麓一带地形稍高，其余部分地势低洼。山上水流向平原汇集，平原上会形成天然弯曲的水流通道，这就是部分温瑞塘河的雏形。因该段“海峡”集雨面积小，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山上来水量不多，加上飞云江河口涨潮带来的泥沙淤积，天然水流通道又窄又浅，遇山洪暴发或天文大潮，低洼处易受淹。所以，后人为了改善生存条件，采取开挖新河、截弯取直、疏浚拓宽、建堤建闸等措施予以治理。这是后话，此文略过。西周时期的先民，在又窄又浅的天然河槽上，只需用长木头拼成桥板，在河上架个木桥，即可解决过河交通问题。如此，这位西周时期的贵族墓主将墓址选在仙岩平原东缘、大罗山西麓的小山上，也就可以理解了。墓址风水极佳，居高临下，三面是一马平川，脚下河水流淌，他希望永远俯瞰属于自己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