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越剧团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创举
传统越剧唱起了西方童话
■张鹤鸣
30多年前献演中南海的大型外国童话剧《海国公主》是我市改革创新的标志性剧目，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拾《海国公主》的话题，会有新的启迪。
两个“疯子”吃“螃蟹”
哲人云：“超越时代半步是天才，超越时代一步是疯子。”
想把安徒生童话搬上越剧舞台，用中国古老的剧种来演绎异国风情，用正宗的越剧流派唱腔抒发安徒生童话人物的情感，这是绝无先例的创举。当时，这种设想超越时代何止是一步！所以，我顺理成章会被人当作是疯子了。后来，我找到温州文化局艺术研究所的杨柯导演，两人竟然一拍即合，杨导愿意一起来吃“第一只螃蟹”。可是阻力非同小可，简直是泰山压顶。有人警告：“你想第一个吃螃蟹？当心螃蟹第一个吃了你！”压力空前巨大。
回顾艰难的历程，还得从头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天晚上，我演出结束回家，夫人洪善新正在全神贯注看《海的女儿》的连环画，她说深受感动，建议我改编成越剧搬上舞台。我把连环画和安徒生的原著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这个题材改编的难度非常大，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都必须作大幅度调整，增强戏剧矛盾和戏剧悬念，使剧情一浪高一浪，直至推向高潮，这是颇为伤神的艰苦劳动。既要忠于原著，又不能囿于原著，改编是一种再创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出了初稿。但团里讨论时，提出了5条意见，条条致命，见血封喉：越剧观众喜欢大团圆结尾，《海》剧是悲剧，没人要看；外国童话搬上越剧舞台，史无前例，风险太大；让尚未转正的小学员饰演女一号（小公主），能站得稳戏台板吗？能收回成本吗；上海越剧院创作力量这么强大，也没有写出什么新戏，小小的县级剧团也想自己创新创作，好高骛远；越剧不演传统戏，弄什么外国戏，这不是崇洋媚外吗？
真是欲哭无泪啊！创作《海国公主》期间，因为夫人出差，我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我的二“公主”差点命都没了，现在《海国公主》又被打入冷宫，真是祸不单行啊！
当时剧团整顿，大家高票建议由我来兼任团长。我想：作为编剧已经够忙了，如果兼任团长，还要管理五六十人的吃喝拉撒睡，肯定要作出额外的牺牲，但为了我的《海国公主》，为了剧团的生存和发展，于是我宣布：尊重大家的选择，我同意兼任团长。
新班子组建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上马《海国公主》，第二件事就是立即改革规章制度！
我风风火火赶到温州文化局，请杨柯先生与我一起吃“螃蟹”。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我想，剧团想闯出一条新路，必须要改革旧的管理制度，制订适合自身实际的新制度，只有如此，才能解放艺术生产力。
当初，我在“集体领导”的班子中出谋划策，制订了“演出记分制”“创作和节约奖励制”，还有“学员考评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打破大锅饭，试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最大限度调动演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当时，全国戏剧表演团体普遍开始滑坡，而我们团一年演出的场次最高达到518场，常常一天要演3场。演得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可大家还是热情高涨，没有怨言。
《浙江日报》曾经用《记分制救活了一个团》的标题在头版刊发了报道，全国有数十家戏剧表演团体前来“取经”……
当时省文化厅有文件，绝对不能自搞一套。比如说12岁以下进团的小学员，必须满5年才能转正，而我们的学员考评制规定特别优秀的经评议允许提前转正，小学员陶慧敏就是因为特别努力，特别优秀，经评议第一个提前转正的。但这些制度曾经被一一否定，我上任后立即恢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改革。
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这些规章制度，就不可能有《海国公主》的巅峰时刻。
用特聘导演杨柯先生的话来说：“瑞安越剧团新组建的班子核心是三驾马车。”杨导的“三驾马车”指的是书记李国善，团长本人和副团长姜锦华。三人优势互补，配合默契，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不妨举几个例子：《海》剧有许多特殊的灯光设置，演出时后台比前台更忙碌，装台和卸台都特别吃力，却从来不曾听到舞美组有半句怨言。
《海》剧在巡演途中开始初排，当时，正遇寒流骤降，零下七八摄氏度，晚上坚持演出，白天排练不停歇。
《海》剧晋京时，走的都是铁路，火车一到站，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把所有布景、道具、戏箱小心谨慎装卸完毕，一刻也不得耽搁，一路来回，毫无差错。
剧团进京后，转移台基时，舞美人员最为辛苦。必须静悄悄卸台，静悄悄转移场地，在新剧场静悄悄连夜装好台。不得扰民，不得影响演出，可算是高浓度和高强度的任务了，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当时，有许多剧团遭遇到生存危机，而我们剧团却正走向巅峰时刻，其中就有改革创新的管理制度的一分功劳。
茅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海》剧在上海巡演期间，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从北京开会回来，赶上最后一场演出。她在演出前和中间休息时都来看望演员，演出结束后感慨万千，赞叹我们是“小团闯大业，茅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此前，越剧界的元老、各流派的创始人如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金彩凤、王文娟、徐玉兰等都陆续来观摩捧场，因为女主角王晓聪唱的是“傅”派，所以傅全香老师先后三次来观摩；男主角计娟妹唱的是尹派，尹桂芳老师特别关注……其实越剧院所有人员都来观摩过，后来还为我们召开了研讨会。
为什么中国越剧界最高端的表演团体会对《海》剧如此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也曾经想创作一个外国戏，但内部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让“外国人”唱越剧流派唱腔，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听说瑞安小县城已经弄出一个外国戏，唱的却是正宗的流派唱腔，居然产生了轰动效应，所以感到特别新奇，都要来看个究竟。
袁雪芬院长说：“我们也曾经提出过改革的设想，但一个剧种发展到相当成熟时，往往容易故步自封，很难有新的突破。这次看了你们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很有启发，我们的理念本院没有尝试成功，而你们率先完成了！这真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啊！”当有人告诉他，我们是县级小剧团，条件非常艰苦，练功、排戏都在宿舍房顶上进行的。袁院长感叹地说：“小团创大业，茅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随后，上海越剧院的前辈们热情地为我们举办了《海》剧研讨会，全面夸赞了《海》剧大幅度的改革步伐，并中肯地指出《海》剧尚有许多修改提升的空间。各流派的创始人分头为演员辅导，演员们认真拜师学艺，上海越剧院的作曲家帮助我们修改曲子，加强了流派唱腔的韵味。
几年前，我们曾经带着新编历史剧《玉蝶奇传》赴沪巡演，上海越剧院曾经为我们召开过研讨会，其实《玉》剧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大型越剧，那时还不敢尝试演外国戏，所以时代背景放到了五代十国的契丹和沙陀两个小国家，把沙翁的戏中国化，这是剧目改革创新迈出的第一步。服装是少数民族的风格，传统戏曲的大部分程式都作了相应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上海越剧院的前辈们曾经给予极大的鼓励。《玉》剧演出超千场，成了团里的“吃饭戏”。而《海》剧的成功又全面跨越了《玉》剧，几年时间，瑞安越剧团成功跨出改革创新的两大步，令越剧院的老师们称赞不已。
其实，大有大的优势，大也有大的难处，上海越剧院能人辈出，改革迈出一小步也会有各种质疑和争论，有时候会举步维艰；我们小团有小团的艰难，但小团也有小团的优势。我们没有包袱，不怕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有时候“茅草窝里”反而会飞出“金凤凰”。
乡亲乡音，乡情无价
小剧团要在大北京立足，谈何容易。我们进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瑞安同乡会的乡亲们，有亲人们出谋划策，局面很快打开了。
我们邀请在京的各大新闻媒体，举办《海》剧晋京的新闻发布会，各大报刊争先恐后发表了《海》剧的剧照、剧评和晋京演出的有关报道，演出前的造势达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我们拜访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资深编剧黄宗江先生。首场演出时，他出面邀请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主要领导和各路专家来观摩。次日，中国剧协举办了《海》剧研讨会，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和专程赶到北京的温州市文化局副局长翁焕新共同主持会议，中国剧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刘厚生和各方面的专家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黄宗江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异域乡音》的文章，宗江先生的同乡好友评论家冒舒烟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离经不叛道》的长篇剧评……
1986年5月26日，《海》剧受邀进中南海怀仁堂献演。
至此，我们晋京的预定目标基本都达到了。其他的包括进全国政协礼堂的汇报演出，为丹麦大使馆所有工作人员的献演，北京电视台摄制录像等都是超额的收获。这一切的成绩都离不开北京亲人们的鼎力相助。
虽然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即将返程时，中央台来拍摄录像，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了；黄宗江先生推荐我们拍摄戏曲电影，但因为忙，没有精力去落实；丹麦大使馆曾经口头提出过邀请，最终也不了了之。
但不管怎么说，《海》剧的轰动效应还是十分深远的。当时，除全国各大报刊外，《浙江日报》《温州日报》和《瑞安报》都陆续在头版作了长篇报道。
时至今日，我的许多学员说，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对《海》剧记忆犹新。最近，我应邀赴温州参加一次学术活动，温州教育局的嘉宾还对《海》剧津津乐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