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北大”
■马邦城
瑞安“北大”，即瑞安电大，全称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瑞安分校”，当年瑞安的最高学府,因校舍建在旧城“北门外”，我等戏称：瑞安“北大”。其实,就人才培养而言，瑞安电大对当地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称她为瑞安“北大”，一点儿也不过份。上世纪八十年代，本人曾就读于瑞安“北大”，与她有过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情缘。
(一)
我是当年想读书而读不成书的“三届生”。1969年支边去了北大荒梧桐河农场，在那儿垦荒种粮，艰苦砥砺了好几年。返城后，又因一念之差,与刚刚恢复的高考，失之交臂一直来，对自己未能跨入大学校门，继续深造，总是耿耿于怀。
1979年，得悉有关部门在仓前街老瑞中的教师进修学校内创办大专班（系瑞安电大工作站前身），我的瑞中同班同学、在计经委供职的孙永茂，被抽调过去负责此事。我求学心切，忙去打听，才知道人家还在试办阶段，仅开设电子、机械专业一个班。
当时，我家就住文化巷瑞中教师宿舍，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能看到一群年纪与我相仿、面目似曾相识的“电大生”，上完课后，腋下夹着厚厚一叠书，从我家大门口经过，心中好生羡慕。
电大开办首届中文班是在1982年，记得报名点就设在仓前街市府大院内，是刚从瑞中调去的陈昭严老师负责招生。都说人不顺时，喝口凉水也塞牙，我去报考电大，竟也遇上麻烦。校方规定，报名要经所在单位批准盖章，厂长认为我去学习，会影响厂里工作，不肯盖章。无奈之下，我只好请求陈老师通融一下，先让我报名参加考试。原以为读书是好事，陈又是相处多年的老邻居，肯定会高抬贵手，放我一马。不料，对方却表示爱莫能助，说：“名额可以先给你保留，单位的公章必须盖来！”
当时，我刚从隔岸仙降粮油厂调至城关，厂领导肯接收，算是给足面子了，去读书，咱哪敢再去强求啊！此事当然也怪不着陈老师，他是照章办事，之后还专门过来询问，对我挺关心的。可我是有苦难言啊！
后来我听说，电大是“宽进严出”，对考试入校的“在册生”,可能严些，“走读生”报名就相对松宽，居民区盖个章也可以。主要是就读之后，各门功课的考试必须合格，攒够学分，才能毕业拿文凭。可惜得知这一信息时,我正患病住院，也就断了再去居民区盖章，当电大“走读生”的念想。
（二）
兴许是好事多磨吧，事隔三年之后，我终于顺利通过考试，加入电大生的行列。想当初，咱满面胡茬往教室里一坐，绝对是“老童生”一个。幸亏班中还有比我年长的施忠善学兄作陪，才稍稍心安一点。施是瑞中65届的高材生，我父亲好像当过他的班主任，时常提及，因家庭出身关系，才没能考上大学，下乡插队上调之后，当了自来水厂领导。他是老高中，根底扎实，读完电大本无问题，但终因工作太忙，没能坚持到底。
电大生基本上都靠业余自学，我那时正处人生承上启下的非常时期：上有父母，下有两个儿子，单位工作忙，加之又与父亲一道，从出版社揽下写书活计，每天都不得不负荷着工作、家务、写作、学习四股重力在运转。我家当时住“两千六”，为了让自己有个安静地方读书，我用三门柜作屏风，在卧室隔出一块摆放书桌的空间。几乎每个夜晚，妻、儿入睡之后，我都要加班加点开夜车，好几次甚至伏案而眠至天亮。那情形用“三更灯火五更鸡”来形容，也绝不过份。
说真的，读电大那三年，我觉得好像特别漫长。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与许多同学一样，孜孜不倦地苦读，硬是啃完一本本厚似砖块的教科书。翻越书山，横渡学海，几十回驰骋考场，斩关夺隘，最后终于捧回那本红彤彤的绒面毕业证书。有时想想，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这三年时间，我又是怎么苦撑苦熬过来的呢？
印象至深的是头个学期考试，单文科三个班级中，就有四分之三的同学“落马”（指一门以上功课不及格）。我虽侥幸得活，也被惊出一身冷汗——平时自以为十拿九稳的古代史，仅考了65分。我特地去教务处蔡观海老师那里翻查，总分最高的“学霸”，竟是一位名叫周慧萍的女生（后来任市幼园长），看看与她的分数差距，简直让人望尘莫及，我这才觉得自己已廉颇老矣，从此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电大生最苦恼的就是时间不足，尤其是临考那一阵子，复习资料堆叠如山，还没看上几眼就恹恹欲睡，怎么记都记不过来。有一次，我正为记不住古汉语的词义解释，在唉声叹气。同桌的那位好心地向我面授机宜：说他有一套“睡眠催记法”挺灵验的，即事先把难以记背的复习内容录下音来，置于枕边，待晚上睡觉时再放上几遍，说迷迷糊糊地听着，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催记效果……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回家后如法炮制，照试不误。究竟是否有效，一时也难能说清。不过那次古汉语测试，我倒是以80多分顺利过关。
我读电大，还为儿子提供了作文素材。那年儿子马知遥代表城关二中，赴乐清参加温州地区中学生现场作文大赛。他将老爸苦读的情形写入参赛作文，结果还得了奖。电大的张益老师也是评委之一，碰到我后，啧啧称赞，把我父子俩同时都给夸奖了一番。
（三）
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陈昭严老师可称电大办学的得力干将。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又兼着我们这届中文班的班主任，开学头一天，他就给我这个“班委”派任务：要我把父亲请过来教历史。结果因我父亲已在温州兼课，分身无术，此事没办成。陈老师听后，不无遗憾地说：“连你都请不动，看起来是真没办法了！”其实，他之前曾亲自聘请过父亲，被婉拒后，仍不死心，又把我给推出来。对于陈老师的请人本领，父亲也感叹不已。
当时,电大的外聘辅导教师，几乎都是陈老师给请过来的,温师院中文系教师中的顶尖高手,差不多被他“一网打尽”。我记得的就有：潘悟云、蒋文钦、李美蓉、林维民、胡兆铮等名师。尤其是潘悟云教授的语音课，水平之高，令人叫绝。听他讲课，如坐春风，简直是一种享受。
陈昭严老师延聘名师，靠的就是那股锲而不舍的钻劲与韧劲，我们这些当年瑞安“北大”的校友，迄今提起他来，仍然赞不绝口。他曾荣膺“全国电大先进工作者”，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春风桃李花千树，多年来电大为瑞安培养了大批人才。以79级首届电子、机械班为例,虽然毕业的学员只有13人，但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温邦彦、陈衍庆、胡晨、何晓光等人，更是大名鼎鼎，成为瑞安业界的精英。82级首届中文班，也是人才辈出，很多学员毕业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我认识的就有：陈则乾、赵锦泓、叶忠华、叶建辉、张光中、陈云生等人。更有趣是，在瑞安文化界名流中，还冒出了几对瑞安“北大”的伉俪学员，如胡小远与陈小萍、施正勋与潘丽丽、吴小淮与姜夏笙，一时传为佳话。
就读瑞安“北大”，让我引以为豪，三年汉语言专业学习，更使我终身受益。系统化的学习过程，似丝线穿珠，将原先零乱庞杂的知识，串联一起，经重新梳理、充实、提升，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质的飞跃。这对从事文字工作的我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本人读电大之前，从未写过论文，临毕业时，正好在撰写《中国古代改革家故事》，积蓄了大量史料。于是，就借此将《略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制》作为毕业论文，孰料居然一炮打响。不仅论文获顺利通过，还因切中“改革”这个热门话题，被推荐发表在全省社科权威刊物——《浙江学刊》上。此后，我也时来运转，被宣传部调入初创的瑞安报社，成了一个正儿八经跟文字打交道的报人。
1989年，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为庆祝成立10周年，曾在全省范围内评选电大优秀历届生，温州地区14人榜上有名。我记得温州市区有公安局长巫波伦、晚报总编胡方松、日报记者水寿杰等人，瑞安共3人，是叶忠华与陈衍庆，我也有幸忝列其中。至今那则刊登在温报“瓯江南北”的简讯报道，依然被我保存着——见证着我与瑞安“北大”那段美好情缘。
岁月悠悠，天久情长，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值电大建校40周年。作为当年的学员，我谨以此文献上，略表寸草之心,以报母校的教化之德、培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