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货币思想集大成者周行己

    ■俞光

    自宋朝建立以来，两浙路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南宋时期定都临安，这里又成为商贾云集、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其繁荣景象不仅史无前例，在全国也是前所未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空前繁荣，孕育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经济思想，浙东事功学派堪称其代表，周行己则为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反对发行

    不足值的当十大钱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权，由于朝廷的奢侈、兵费的增加，财政出现困难，朝廷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引起了货币的混乱。周行己在《上皇帝书》中指出：“然而当十必至于当三，然后可平。”当十大钱的含铜量只相当于当三小钱的含铜量，由于私铸的存在，流通的结果，当十大钱也就只值当三小钱。说明在私铸钱币存在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名义价值如高于其金属内容的实际价值，必然不能维持，最终会在流通中自动地趋于与其真实价值相等。

    他认为，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势必产生许多恶果。一是引起物价上涨，而且物价上涨的幅度比通货膨胀的幅度更大，“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 。 二是引起私铸，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自行法以来，官铸几何？私铸几何？官铸虽罢，私铸不已也。私铸不已，则物价益贵” 。 三是使百姓蒙受损失，“自十而为五（指当十大钱的含铜量只相当于五小钱），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为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 。 四是朝廷最终也将自食其果，因为朝廷所需的“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欲所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 。 如果“出于民者（指商品）常重，出于官者（指货币）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乎？”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官出进纳诰敕与度牒、紫衣、师号、见钱、公据六等，以收京师、五路当十……改为当三，通于天下。” 就是将进纳诰敕、度牒这些当时公认的有价凭证出卖，来回收当十大钱。这样，“国家无所费，而坐收数百万缗之用，其利一也。公私无所损而物价可平，其利二也。盗铸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 。他主张足值货币流通， 从当时情况来看，如能实施是可以收到相当效果的。

    最早提出

    纸币发行准备金理论

    北宋时，因对西夏用兵，财政支出以及防止铜钱外流等原因，在边境陕西、河北、河东等地行使铁钱，禁止铜钱流通。周行己在《上皇帝书》中还指出：“铁钱脚重，转徙道路，不便于往来，一也。拘于三路（指陕西、河北、河东）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贾，二也。”

    针对上述问题，他主张改善和推行纸币。他建议：“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纸币），如川法。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 即在上述地区按四川的办法发行纸币，并且准备金要充足，以便随时收兑。“朝廷岁给逐路籴买之数，悉出见钱公据，许于京师或其余铜钱路分就请，以便商贾” ，“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则交钞为有实，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他还提出，上述地区的准备金为不在当地流通的铜钱，并在其他各路设置铜钱准备金来保证交子的兑换。借交子的流通以补救铁钱携带不便和流通地区有限制的缺点，从而间接地巩固铁钱的购买力。这使交子在陕西、河北、河东等地充当货币符号，而在外路主要作为汇票行使。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最早从理论上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进行探讨。周行己认为：“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为实，可为三分之用。” 就是说，发行“三分”的交子，只需有“二分”的准备金。因为“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 。 这些意外变故，会减少交子的实际持有量。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十足准备金问题是抓住要害的，一个生活于12世纪的人，能够有此理论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丰富货币轻重理论

    他对我国古代货币思想最为薄弱的价值论进行了理论探索，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货币思想的轻重理论，并使之与科学价值论更接近了一些。他所言“钱本无重轻，而物（商品）为之重轻” ，钱、物“相为等而轻重均” 的说法，是接触到了货币价值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他运用传统货币思想中的“虚实”概念分析问题，认为“物为实”，“钱为虚”，也为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他还将“称提”概念（借助兑现保持纸币名义价值与它所代表的真实价值相符）用于分析纸币问题，他在论述“交子”问题时说：“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 他还主张改善和推行茶、盐钞引、公据等信用凭证和证券，对茶盐、吏役、转输等都提出了改进意见。

    总之，他对铜钱、铁钱和纸币等方面的分析，以及他所建议的解决当时货币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他的货币思想可贵之处在于接触问题较多而又比较明确。他的货币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认为，“周行己是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及理解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首屈一指的”。重视实用之学是周行己学术思想的显著特点。

    实开永嘉学派之先

    周行己（1067—1125），字恭叔，人称浮沚先生，瑞安芳山周湾（今属湖岭镇）人。他原居瑞安县城周正议巷（今所坦街），14岁随家迁温州。元丰六年（1083）补太学诸生，先后从学于著名学者陆佃、龚原、吕大临、程颐，成为程门著名弟子，为永嘉元丰九先生之一。元佑六年（1091）进士。曾任温州、齐州州学教授。大观三年（1109），因程颐被弹劾受到牵连而罢官。他回温州创浮沚书院，招收生徒讲学。政和七年（1117）后，先后任乐清县令、秘书省正字、河南原武县令等职。著有《浮沚集》十六卷、《后集》三卷、《易讲义》《礼记讲义》等。

    他是永嘉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他在任温州学教授、浮沚书院讲席、乐清县令期间，率先将张载的关学、程颐的洛伊之学引入温州，成为将理学传入浙江最早的学者（关学、洛伊之学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培育了吴表臣、郑伯熊等一批优秀弟子。

    所以，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中说他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也”。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全祖望指出：“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清人永瑢等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行己早从伊川程子游，传其诸论，实开永嘉学派之先。”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云：“永嘉诸子重视实用之学的风气，实由周行己开其先河。”世人将其列为永嘉元丰九先生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