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联松：一生清廉为国旗

    ■夏海豹

    我们在曾联松的故乡——瑞安古城的大街小巷寻寻觅觅，打捞历史烟云里曾联松遗下的足迹。

    在瑞安外滩曾联松广场，曾联松铜像吸引游人驻足：红色的花岗岩基座，古铜铸就的身姿，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又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

    走进百年名校瑞安中学，沿着草坪间的石径小路，穿过树荫，迎面而来的是一级级登山的石阶。山腰处，一块平整的山坡被辟为“国旗园”，曾联松的石雕像在青松翠柏间挺立，背景为五星红旗造型。

    老墙斑驳，呈东西走向的申明亭巷，与历史纷纷扰扰多有瓜葛。1917年隆冬，曾宅西边的一间小屋里，一名婴儿呱呱坠地了。父亲给这个在冬天里出生的孩子取了一个挺立不屈的名字——曾联松。

    曾联松从小就受瑞安文化的熏陶。1928年夏末，当他考入瑞安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时，对金作镐老师的美术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窗明几净的教室里，金老师站在讲台前绘声绘色地讲授美术知识，曾联松则正襟危坐，眼里流露出对美术世界的无比向往。许多年以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曾联松这样回忆：“我能设计出五星红旗，从小受美术老师金作镐先生的启蒙教育，至关重要。”

    看船头切开水浪，江雾流走，曾联松提着简单的行李，冒着寒冷而凛冽的江风，走下了轮船码头。这是1932年的年底，15岁的曾联松离开家乡瑞安到了“六朝古都”南京，来到在导淮委员会从事水利工程工作的父亲身边复习功课，成功考取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

    时间进入1937年，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这年10月，年方弱冠的曾联松从武汉经长江坐船去重庆。他从南京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如愿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之所以选择学经济，他的目标是探寻国弱民穷的病根，找出救国的药方。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大学在兵荒马乱中从南京搬到了重庆。长江两岸悬崖嶙峋，崇山峻岭，风光旖旎，但曾联松想到了国破的残酷现实，面对山色江流，吟出了一首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负笈入蜀》：“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烽烟燃大地，血泪染芦沟。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

    一到重庆，曾联松马上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报到。他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对艺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同时，结识了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同级同学黄大明。

    1938年5月的一天，曾联松刚吃过晚饭，黄大明便叫他陪自己到离学校不远的松林坡走走。松林坡离嘉陵江边不远，夕阳西下，晚风吹起了一阵喧哗的松涛。黄大明向曾联松亮明了自己地下党的身份，并说国难当头，国民党软弱无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曾联松也表明一心向党的决心。不久，在黄大明的介绍下，经过组织审核，曾联松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年，他21岁。同年10月，中共沙（沙坪坝）磁（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曾联松担任宣传委员，真正走上了革命抗日救亡的道路。

    正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党政府却对共产党开刀，重庆笼罩在一派白色恐怖之中。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通知，1939年12月下旬，中央大学支部的同志全部撤离重庆！

    在抗战烽火之中，曾联松担任了云和县政府合作室指导员，热心为山区百姓服务，让难民买到平价的货物，当有人要提高米、油、盐的价格时，他斩钉截铁地告诫工作人员：“我们不是奸商，决不能发国难财！”

    因劳累过度，他在云和病倒了。在回到家乡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曾联松又到母校瑞安中学执教三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才离家赴沪创办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并欣喜地迎来了上海解放，开始了灿烂的新生活。

    1949年的初夏，曾联松刚刚把妻子项佩瑜、大儿子一冲从家乡瑞安接到上海，安顿在华山路的职工宿舍。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他供职的这家通讯社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7月14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登了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他仔细读了几遍：祖国新生，群策群力，我为何不能一试？！

    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32岁的曾联松为设计国旗图案夜以继日，挥汗如雨。经过十多天的绘图设计，他拿出初稿：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象征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党的周围。他还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旗面红色相协调，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接着，曾联松又经过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了五颗金星的恰当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当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这样，视之端庄，但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凝滞。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千里之广，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辉煌。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恰恰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凝视着这个图案，曾联松感觉庄严而显华丽，简明而具气势，顿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图案画稿完成后，他小心翼翼地装入信套，立即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此时已是8月中旬。不久，曾联松被组织上安排到刚刚成立的华东供销合作社事业管理局去工作。工作伊始，百废待兴，他整天忙于事务，投稿一事便不放在心上了。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亲手揿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30万群众一片欢腾。当时的曾联松并不确定，这面五星红旗和自己的投稿有无关系。

    直至1950年9月，他因公赴京开会。会议期间，全国政协派人来找他询问国旗设计情况，他如实介绍了当时的构思和投稿日期。不日，曾联松便收到了庆祝建国一周年的观礼请柬，编号是“台右97号”。

    参加天安门观礼后回到上海，曾联松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1月1日，他又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来函，打开一看是1137号文，上书——

    “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分别交邮局和人民银行寄上，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并致深切的敬意。”

    新中国成立后，曾联松一直在供销合作系统工作，虽然平生最高职务也就是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但他以一位经济专家的质朴情怀与丰富的工作经验，以优良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研究造诣，默默地为上海的计划、财务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直到1985年11月，已经68岁高龄的曾联松，终于被批准重新入党，并作为特例不需要预备期，从入党那天起就是正式党员。这时，他已经二次中风，走路都不太方便了。

    从1947年起，曾联松就居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上，直到1999年10月19日去世。他一生简朴，甘守清贫，平时弄堂里进出，总是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夹个皮包。弄堂里的人很少知道，他是我们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曾联松的小儿子曾一明是一名工程师，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后来他所在的工作单位——上海化工设计院效益不好，下岗赋闲在家。这样的日子让曾一明心情郁闷，正一筹莫展之时，居然有人把“好事”送上门来。原来那人想开一家旗帜专卖店，出售各种旗帜，开出的条件很是“优惠”：门店、投资都无需曾一明操心，他只享受分红不赔钱，甚至还可以一次性卖断，唯一的要求就是将旗帜店命名为“曾联松旗帜商店”。曾一明听罢眉头一皱，拂袖而去，坚决不吃这“免费的午餐”。当商品经济下名声也能卖钱时，曾一明秉承父亲一贯的“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坚守清贫，心甘情愿为崇高付出代价。后来，曾一明深有感慨地说：“父亲生前常常教导我们，做人头脑要灵清，要分清公事和私事，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乱动。”

    云山霭霭，云水苍苍，惟我瑞中，源远流长。1986年10月，踏入古稀之年的曾联松“走归”参加母校瑞安中学建校90周年校庆活动。这是他1947年离开瑞安以后第一次返乡。从此，家乡人的一颦一笑、一忧一喜，莫不牵动着曾联松的心。

    1994年8月21日，百年一遇的17号特大台风正面袭击瑞安，给瑞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77岁的曾联松在上海住院治疗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双手颤抖着给父老乡亲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慰问信，随信附上赈灾款1000元，由上海瑞中校友会转交家乡人民，这是当时工薪阶层中捐资最多的一人！1996年12月，瑞安高架桥建成通车，曾联松得知这一喜讯后，尽管因几次中风握笔已很困难，还是用了好几天时间，专注而又艰难地写了“瑞安飞云高架桥”七个字，托人送到了瑞安。

    在把国旗设计原稿等三件革命文物无偿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后，曾联松又把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有关五星红旗的资料档案交给自己的母校瑞安中学。

    曾联松一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他身上有着瑞安学子所特有的人文气息、独特气质。他以瑞安人为荣，瑞安人以他为傲。他生前曾写诗曰：“一得之愚献祖国，五星旗海壮山河。”如今，飞云江畔、西山之巅，一座名为国旗教育馆的建筑群已拔地而起，成为瑞安历史文化的新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