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母亲已经很老了，如果在世，今年刚好一百岁。

    我时常在梦的荒原里跋涉，似乎一直在努力奔跑追寻，试图趟过那无尽绵长的河流，因为母亲的母亲，她就在荒原的尽头，长河的彼岸，以如水的目光望着我，等着将我小小的身子拥入她广博的胸怀里。

    梦里有她年轻时的模样。那是照片里的她，端庄贤淑，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始终在她身上充分闪现。她一生共生养了九个孩子，可惜两个幼儿夭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丈夫为养活一家近十口人，整年奔波劳碌在外，一个女性柔弱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多子多怜，长子参军入伍，后又英年早逝，人生最哀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在无数个寒夜里，一个母亲饮尽了所有的思子泪。

    上世纪五十年代赶上新中国建设，家里的男人，持有木工技艺，为了家里的口粮，举家北迁到京城，小舅的学名“京城”因此而来。一路辗转奔波，吃的苦头可想而知，但她从未有过半句怨言。家人平安是她内心最大的希冀，在北京出生的几个阿姨，包括母亲，名字中皆含有“平”字，家平、和平、多平。家中儿女是她最大的骄傲，个个都擅长读书，尤其是大姨。后又举家南迁，至此未离乡土半步。

    梦里见的最多的是她六十来岁的模样。每日梳着齐整的头发，双鬓别上黑色的小发夹，简洁朴实。彼时的她仍是老当益壮，推着她塞满各种零嘴儿的板儿车，在厂门口摆摊。她心慈面善童叟无欺，加上大姨那时在厂里当会计，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已不成问题。我们几个孙辈最爱她的“移动小铺”。它就像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我时常见到她将粗大的手伸进盆里，哧溜一声，一支甘蔗就直挺挺地立于跟前。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已手脚麻利地操起刨子，嗖嗖几下，甘蔗外皮已被削净，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汁液，馋得我们双目放光。节俭的她对晚辈极为大方，因为有她，我们的童年生活，总是飘着蜜糖的甜香。乃至于后来遭遇家庭的变故，再酸再难再苦的日子都能被那记忆中的一抹甜香治愈。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考上师范那年，她送我的两件礼物，一件是石英手表，小巧别致，另一件是蓝色牛仔背带裙，当时最时尚款。她说女孩子到城里读书，要有件像样的衣服，那是她用积攒的钱换取的。每当我穿着它在校园里游走，裙摆轻曳时，我的内心就萌发出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她为我轻启了一扇“美”的门，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对“精致”有了懵懂而又朦胧的认知。

    岁月是一把不着痕迹的刻刀，不知不觉地凿刻出了她的皱纹，弯曲了她曾经坚挺的肩背，破坏了她身上的各种“零件”。唯有感恩岁月并未镂空她的记忆。她的暮年，正是我离家读书的时期，无数个黄昏时的启程，在三轮客车突突的烟尘里，背后永远有她拄着拐杖，银发凌乱，眼里闪光的身影。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渐渐地发现她真的老了，曾经灵活的双手像枯瘦的老藤，满布黑斑，她厚实的肩膀不再，一双腿仿佛生了锈一般，并时时会隐隐作痛，强忍不住时便会唤我拿来木梳，用木梳背为她刮擦以减轻痛楚。那一根根青色的筋络，活像一只只小蚯蚓，爬满了她的两只小腿。无论我怎么撸动，它总是死死地赖着，惹出了我一串串的眼泪。如同现在，强烈的思念袭来，在模糊的视线里，我遥想她慈爱的面容，那一段祖孙相伴的时光。

    母亲的母亲，一生乐善好施，从未与邻里红过脸。她是远近闻名的“接骨医生”，身怀祖传医技——正骨技术，所以乡里都称她为“医生婆”。儿时我对她的私人“暗房”总是心揣好奇，因为幽深的帘门内常会飘出丝丝的草药味。说来也奇，慕名而来的访客，蹙眉龇牙粗喘的，经她一拉一拽，再敷个药饼，最终是带笑离开，但她从未借此谋利。她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要懂得互相帮助和照顾。目不识丁的她，自有她的一套为人处世之道，为乡亲办事，为陌生人排忧解愁，是她最乐呵的事。可惜的是几位晚辈皆是胆小心怯，未能继承半点衣钵，成了一件憾事。

    母亲的母亲，可以书写成一本厚重的人物传记，这本大书给予我丰富的情感，性格里的坚强隐忍，与人为善的胸襟，为后辈们上了一堂有厚度的生命课程。

    母亲的母亲，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女性，慈爱，善良，坚韧，睿智，博大。她不足一米六的身躯，却是一座蕴藏着无限财富的宝库。

    十八岁的我问母亲，母亲的母亲叫什么？母亲笑笑。我终于知道，母亲的母亲，原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余子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