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认识东良那天起，就觉得他是个爱折腾的人。明明是做机械工的，偏偏去弄什么拍电影，拍了几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亏了。别人说在小县城做影视，想赚钱，真是“坐茅坑上，想索面店底——净想好事”。他只得苦笑一下。又去玩字画印章，认识了一些所谓的名家，收购再卖出，不过也没见赚成很富。后来又倒腾起仿古家具的生产，弄起了厂房，办起了设备，一个展厅是满满的床、柜、桌、椅。但是因现在的年轻人对仿古家具并不看好，生意也一般般。细细算来，这十多年间，东良想做的事情，总是在变来变去，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样。这样的人，能说不爱折腾否。不过，再深入去观察，东良这十多年间的弄来弄去，都与一个“文”字有关系，与他当初脱离自己的拉钢厂事务，扎进文创产业这潭仅泛微波的水里学游泳，他的初心，一直来是没有变的。

    有段时间没和东良联系了。某日傍晚，收到他发来的两则消息，《温州商报》一篇报道是《木诣良都：仪式感十足的文房四宝，被年轻人偏爱》。另一则是看温州客户端的《温州文博会上的“新文房四宝”巧手巧思，笔头可拆卸》。去年的时候，我曾在东良的办公室里看到他设计制作的可折叠仿古书屏，就是让人读书时搁置书籍的架子。他兴味盎然地介绍自己如何设计、选何种木材、细小的螺钉配件要加工、又怎样分工制造、最后自己装搭而成。在听他侃侃而谈中，我发现他的折腾劲又上来了，就泼去一盆冷水：“卖多少钱？”东良怔了一下，极无底气地道：“材料成本与手工加工费就很高了，贵了没人买，便宜了亏本，这价格难定啊！”他说着叹了一口气。这种似乎很无奈的叹气声，我在许多初入文创行当的创意设计制作人面前听到过。可见文创之路并不好走。所以，当我读完这两篇报道后，内心还是由衷地为他高兴，因为他在坚持自己的理想。

    一个周日，东良驾车来带我去他的工坊小坐。我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发现原来的家具展厅里已少了许多摆设。东良说家具不想再做了，能有一个合适的价位，就将尚余的仿古家具销售掉，集中精力做好新型的文房四宝。在东良那间简陋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三张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桌上与隔壁的库房里，都是已经做成的产品，有大小不同规格黛红木嵌翻篁书屏、有可拆卸毛笔与印章组成的笔印套盒、有十八支笔装的笔架、有盛放书画用品的多屉红木案头柜、有铜面木纽佩缨的名章，比喻一句琳琅满目，也不过。尤其是他设计的可拆制毛笔与铜面印章，我颇感兴趣。从事书画的人，不免要携带毛笔与印章外出使用，笔要带多管大小毫，不方便。如毛笔头可拆卸，只有一笔管备一二三笔头，方便。还有印章，用石章总因携带中不小心而磕了印边印角，破坏了钤文章法之美。如铜章，携带时耐磕，不受损。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现在，东良将两样传统用品作了改进，并组成套盒，既符合实用性，又能保留传统的特性，我以为，这应当就是文创产品呀。我个人对于文创的理解，是人们对传统重新思考与界定后，运用现代新技术新工艺新信息，赋予传统以一种新的形式与内涵，使之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其价值的创新行为，这一行为的结果是满足人们精神与物质方面的需求。东良做新型的文房四宝，是否从这方面去想过，我不得而知。我希望他能够思考一番。

    现在听东良说要做文创产品，再无从前听他说要拍影视片那种新奇。人在经历了失败学会了什么该放弃。在明白了放弃不是一种浪费后，会更加珍惜新的坚守。人生的事业总是在这样一种循环中，逐渐靠近那中央的圆心，这点圆心，可以理解为最初的心愿。我问东良接下来的打算。他希望有合作伙伴的加盟，从创意到制造，从销售到品牌，将有一个好的提升。我又追问他：还有新的什么折腾吗？他望着墙上镜框里“狀元臺”的商标注册证，笑容突然显得有些腼腆：“我就当好工匠，把产品做精致吧。”东良曾说起他的老爹是做圆木的，手作很好，在地方上有名气。如今，东良与木制品打起交道，要当工匠，会不会是他对父辈手艺的一种承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