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伯吹(1892一1937)，又名雅勋，化名董兢、郭经等，瑞安城关人。父亲早丧，事母至孝，为生活奔波，历尽艰辛。在温州做工时，结识施德彰，参加工人运动，当选为永嘉县总工会执委兼印刷工会常委。1926年入党。“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被当局逮捕，坚贞不屈，拒不说出真实身份，经保释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后来在宁波西门迎风桥边遭反动军警追捕，奋身跳入河中，壮烈牺牲。1984年，经浙冮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患难之交
童伯吹出生在瑞安城关，少年时上过私塾、读过高小。由于父亲多病，家庭生活困难，他16岁就进西山太久保罐头厂当石印学徒，出师后相继在宁波、温州等地印刷厂做工。父亲病故后，母亲受叔父一家欺侮，事母至孝的他，不得不随母迁移到了潘岱莲潭农村。他个子小、体质弱，不惯农耕劳作，加之年成不好，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只得重新出去当工人，挣钱养家糊口。
世态炎凉，生活艰辛，使童伯吹更为深切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公与黑暗。在温州翰墨林印刷店做工时，他有幸结识一位名叫施德彰的同乡，此人与他的经历相似，出身贫困家庭，从小就被送给人家当养子，吃过许多苦。施德彰也读过私塾和高小，同样当过学徒，后来在温州鹿城布厂当工人。共同的苦难经历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他俩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患难之交。
当时，施德彰已是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在他的引领下，童伯吹也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初，温州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童伯吹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始终与施德彰并肩战斗在一起。同年秋，永嘉县总工会成立，施德彰担任主席，童伯吹当选为执委兼印刷工会常委，并经施德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密切配合施德彰，全身心地投入“工运”工作，相继组织参加了迎接北伐军进驻温州、召开“二七”大罢工纪念会等一系列革命活动。1927年4月2日 ，温州举行“抗英反帝群众大会”。会后，游行示威的群众捣毁了奸商张汉绅家的房屋。童伯吹带领工人队伍，始终站在这次斗争行动的前列，因而遭到反动势力的仇视。
当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紧接着，温州也发生“四·一五” 反革命事件，“温独支”主要负责人陈仲雷、戴树棠、苏中常遭当局逮捕。几天后，童伯吹也在温州墨林石印店内被捕。敌人一再追问他施德彰的下落，童伯吹暗自庆幸，好友并没有出事。原来，施德彰已改名换姓叫雷高升了，他事先得知风声，与王国桢、王金娒、李振声等几位“温独支”成员一道，转移至瑞安驮山陈卓如家中，才算躲过了这一劫。
不屈不挠
5月13日，童伯吹与陈仲雷、戴树棠、苏中常，还有被反动当局从瑞安抓来的林允民、戴义共6人，从温州小南门码头上船，一起被押解至杭州陆军监狱。起先，6个人被关在一起，后来怕他们互相串供，又将其隔离分开。
面对敌人的拷问，童伯吹不屈不挠，始终严守党的机密。他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别看他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到庭审时候，却变得滔滔雄辩，声称自己参加抗英游行示威等工人运动，这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举，是拥护国民革命的正义行动！孙中山先生不是提倡“三民主义”，要求“扶助农工”吗？你们又凭什么乱抓人、乱定罪呢！毕竟是读过书的有胆有识之人，一席话说得敌人哑口无言。
在陆军监狱关押数月之后，敌人始终找不到真凭实据。1928年初，经上海一个朋友出面帮助，童伯吹终于被保释出狱。他在上海那位朋友家住了两个月，一直联系不上组织，只好回老家瑞安再找。得知沈桂清仍在国民党县党部供职，童伯吹兴奋莫名，沈是瑞安县总工会主席，又是城区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两人一直认识。于是，童伯吹很快就通过他与组织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籍。组织上让他担任县总工会执委，配合沈桂清，继续从事他的老本行“工运”工作。
1928年6月19日，中共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党的联席会议召开，决定在27日晚同时举行联合暴动，各自攻打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童伯吹接到上级任务，协助沈桂清，联系城关所有的基层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大罢工，以配合此次攻城行动。后来，攻城暴动计划失败，他们身份暴露，被反动当局盯上，成为跟踪追查对象。不久，沈桂清在首石桥县总工会里被捕，童伯吹不得不避走他乡，暂时隐蔽。
1930年，浙南各地农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出现了新高潮。童伯吹回乡与郑贤塘接上了组织关系，参加中共瑞安县委的地下工作。其时，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红十三军与农民游击队，连续出击，攻打县城与集镇，致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浙南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10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派遣大批军警，在瑞安进行大搜捕，童伯吹再次避逃宁波，在同乡许叔珩家中躲藏。虽然几经磨难、历尽风险，但他依然初心不改，反而越挫越勇，捍卫理想与信仰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定。
死而后已
童伯吹在宁波鄞县渔会找了一份外勤工作。其间，他多次设法想与温州方面党组织取得联系，结果均没成功。1936年，他辗转来到平阳鳌江，在镇里一家名叫凌云阁的纸店里打工，伺机寻找党组织。这时，平阳老党员叶廷鹏仍在秘密进行地下活动，童伯吹终于找到他，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1936年3月，进入浙南后的红军挺进师作出决定，由粟裕率部队主力赴浙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刘英则带领中共省委机关在福鼎一带活动。5月，叶廷鹏等人组织成立了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并由化名郭经的童伯吹担任委员兼政治部总务组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化装成民间郎中，陪同叶廷鹏、吴毓、杨进、黄先河等人，至瑞安各区开展活动，恢复发展了一批党员与基层党支部。
同年9月，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与刘英领导的中共临时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童伯吹还帮助曾任瑞安县委书记的郑贤塘与叶廷鹏搭上线，使他顺利地见到刘英，并与粟裕那边的红军挺进师取得了联系。
童伯吹虽然不断地改名换姓，叫过雅勋、董兢、郭经等，但他在瑞安一带的频繁活动，还是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7年春，国民党特务在瑞安进行全城大搜捕，他们数次闯到童家，结果都扑了空，但有一次只是“前脚后步”而已，童伯吹差一点被逮住,实在是太危险了！为了保障他的生命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组织上指示他再去宁波避居一段时间，以防不测。
童伯吹行事还是比较谨慎的，他到宁波后，没有直接去同乡许叔珩家，而是在鄞西一个和尚堂内住了四五个月，估计风头已过，才去了那里。不料，瑞安那边的通缉文书早已发至宁波，这里的反动当局一直在搜捕他。10月的一天晚上，童伯吹在宁波西门迎风桥边遭反动军警追捕，他不愿束手就擒，奋身跳入河中，结果壮烈牺牲。次日，乡里故人许叔珩、徐志恢两人得知消息后，出面筹资，将遗体打捞上岸，进行安殓。
童伯吹矢志革命、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难能可贵。但因生前多次与组织失联，最后又牺牲在宁波外地等多种复杂原因，烈士身份一直未能得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多方查证核实，终于在1984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童伯吹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也将永远铭刻在瑞安革命斗争光荣历史的丰碑上。
（资料图片由何光明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