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我晒了几只鸭子给你！”

    “不要，您留着自己吃。”

    “给我孙子、孙女吃！”

    话音刚落，快递小哥就将各类家乡“特鲜”送到家里，有煮好的茶叶蛋，晒得冒油的香肠。

    《舌尖上的中国》将乡愁都锁在了那片乡土上，将各式美味定格在母亲的味道记忆上。影视的编剧们却没有写出这些乡间的老妈妈也走进了数字时代，用现代物流让我们这些游子“无处可逃”。

    记得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老师的《夜宿棚花村》，写了汶川特大地震灾后的重建。他没有从正面采用宏大的笔墨全景描绘救灾场景，而是笔走偏锋写了村支书的媳妇为招待他这个大作家，割了猪肉，非得要去找几粒花椒来烧回锅肉。评论家认为，《夜宿棚花村》舒缓平静的文本之所以能给人们带来震撼，是在它表面平静舒缓的文字下面隐藏着的生命血流的奔突、人性光辉的闪电，是那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心灵体验。这篇文章获得了当年的鲁迅文学奖。

    同样是源自味觉之道，我在赞叹春雷先生的匠心之外，攒聚更多的是在收到母亲食材之后的复杂内心。眼里总是在瞬间浮现二老在乡野小路上矍铄行走的身影，总是特别计较甚或是挑剔孩子们对这些“特殊”食品的品尝感受。

    我有个与汪曾祺先生老家高邮差不多民风的老家皖中庐江。事实上，两地离得并不远。他笔下的那些红心鸭蛋和青萝卜，也是我老家乡亲饭碗里的日常。我跟汪先生都有同一习惯，喜欢拿这些味道比较所到之处的同类食品。

    喝了腊八粥，我光荣地迈入本命年。来瑞二十多年，也是离开父母的二十多年。但这个本该睿智的年龄却越发让我困惑，时空将我的小家与老家做了一分为二的分割，却并没有进行数学意义上的严格均分，更多的时候，我在养育和陪伴小家的人类。老人家却在养育我，我看到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剥茧抽丝的过程，很清晰，跟母亲的白发一个颜色，戴着老花镜在夕阳下反光，针刺般穿进眼睛里，不敢叫疼，不忍妈妈听见。

    2021年底，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很小的手术。我清闲地在病床上内卷了一周，然后又进入“俗务轮回”。但小恙来得不是时候，我原本跟父母说，元旦要回去的。老人家盼望着，说准备了两百多个自家的土鸡蛋，还有刚从湖里捞上来的草鱼。我爽约了，理由是：太忙，承诺：忙过这阵子就回家。

    “忙就不要回来啊，我和你爸身体好得很。”

    “陈关杰，别回来，我石头都踢得动。”老父亲抢过母亲的电话，中气很足。

    我不敢说：我也想家了，我想回去看看。

    我有每天给二老打电话的习惯，但最近总是容易忘事。连续两天没有打电话，老母亲主动打过来。

    “你们过年回来吗？村里人都回来了。”

    “妈妈，真的很忙，等我忙过这阵子。”

    这次不是忙，而是要去医院换药，手术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但我元旦未归，还是让老人失望了，他们不说，我也知道。怕打扰我，老人家第二日就将本该我顺带捎回来的食品拿到镇上寄过来。

    “你妈把鸭子全部寄给你了！”老父亲特地打电话嘱我留意收取邮件，无意中说漏了。他们舍不得吃，全部寄给我们了。

    这也怪我，为了体现孩子们对老人的尊重，我和孩子们在电话这头高八度地反响：“很好吃，太好吃了！”

    “我明天还寄给你。”老人家像是受到了褒奖，一下子把仅剩的一点存货也遣送浙江，享受孩子们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儿子，赶紧回来，我炖汤给你吃，补补身子！”看来有人走漏风声了，家庭也要有保密协议。

    我说：“老妈，您寄过来好了。”

    “不行，快递放假了，你回来！”

    老母亲动真格的了。我知道，依照她老人家的性格，我不回，她就真来。不敢啊！赶紧回家。

    抢到了一张高铁票，一路通过多次扫码、测温、核酸检测，终于在细雨中回到老屋，厨房里传来了炖煮的熟香，我知道刚刚瘦了几斤的战果要被老人家没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