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华文漪去世，享年81岁。获悉这一消息，我不禁想起一段往事，那是在1984年12月14日，上海昆剧团将新编的《琵琶记》搬上舞台，首演选择了高则诚故乡瑞安，我有幸观看并拍摄了精彩的表演瞬间。钩沉这桩三四十年前的往事，时值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之时，足可视为载入瑞安史册的文化大事。
《琵琶记》与昆剧的不解之缘
《琵琶记》是元末明初瑞安人高则诚创作的一部戏曲巨作，全剧结构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是抒情文学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典范，代表了元明时期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南戏之祖”。
据史料记载，《琵琶记》的创作与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戏剧之一昆剧有关。昆剧源起于元明时期的“昆山腔”，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元至正九年（1349），高则诚应“蓄养声伎、搬演戏曲”的文学家顾瑛邀请，到昆山作客，并被引荐给昆山腔创立的关键人物顾坚，成为顾坚的座上客。他也由此与许多昆山腔名伎与文友交往，深受当时流行的南曲与对音律要求严格的昆山腔影响，这对至正十六年（1356）以后，高则诚辞官归隐，潜心创作《琵琶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明代戏剧家吕天成把《琵琶记》列为“神品”第一名；明代著名戏曲家、被誉为“昆曲始祖”的魏良辅认为，高则诚创作《琵琶记》是以昆曲的文辞曲调为标准的，因而将其尊为“昆曲之祖”。从此，在昆剧传统剧目中，《琵琶记》一直是列在首位的经典剧目。
《琵琶记》讲述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婚后伉俪情深，蔡伯喈被其父所逼赴京赶考，高中状元后，又被逼与牛丞相女儿结婚。这时，家乡遇上灾荒，饥寒交迫中，赵五娘任劳任怨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咽糟糠。公婆去世后，赵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终于在牛丞相府内夫妻得以团聚。得知家中变故，蔡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皇帝深感其忠孝，下诏旌表蔡氏一门。
《琵琶记》塑造了“全忠全孝”蔡伯喈和“有贞有烈”赵五娘的悲惨命运，最后以大团圆结局，自明代以来，对其评价都有不同争议。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集数十位文艺界、戏剧界专家和著名昆剧演员，先后开了八次会议，对《琵琶记》和作者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进行大讨论。一部古典戏剧剧本在现代引起那么大的重视，足以证明《琵琶记》和它的作者高则诚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崇高地位。
1984年，上海昆剧团从高则诚创作《琵琶记》是“为文人立心”、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初衷出发，决定对剧本进行改编。改编后的《琵琶记》以传统折子戏为基础，分《强就鸾凰》《糟糠自厌》《赏荷盘夫》《描容别坟》《官邸思乡》《二女廊会》《琵琶诉冤》七场（原著写做“自厌”，现代戏改为“自咽”），参考宋代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丧尽天良，马踩赵氏，结果自己遭到惩罚，被暴雷震死的结局，改编为蔡伯喈听从牛氏摆布，将赵五娘驱回原籍，绝望的赵五娘在狂风暴雨中悲痛呼号，蔡伯喈疾马追赶，精神恍惚，竟将五娘踩死，他自己如五雷轰顶，从此天天自我谴责，如痴如呆，将原著大团圆的喜剧变为一部鞭挞封建伦理的悲剧。
演出当晚瑞安剧院座无虚席
1984年12月，上海昆剧团联系瑞安县文化局，提出让《琵琶记》回故里，表达将这部新编剧搬到原作者高则诚故乡首演的愿望。据当时瑞安县文联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宋维远先生回忆，得知上海的大剧团主动提出到瑞安演出，他非常高兴，赶紧向时任瑞安县文联副主席叶尚义汇报，并紧锣密鼓安排好接待和演出安排工作，上海昆剧团也马上拉出全套人马赶到瑞安。由此可见当时双方对这场交流的迫切心情与重视程度。
这是一场不公开售票的观摩演出。在当年，大城市的剧团来小县城演出可谓是一场文化盛宴。12月14日演出当晚，瑞安剧院座无虚席。上海昆剧团非常重视，排出了最强的演员阵容，该团团长、著名昆剧闺门旦华文漪饰演赵五娘，著名昆剧小生蔡正仁饰演蔡伯喈，著名昆剧闺门旦张静娴饰演牛氏。
昆剧表演以细腻优雅见长，文词典雅，曲调行腔婉转，瑞安观众对此相对陌生，但跌宕起伏的剧情还是深深吸引了现场观众。华文漪念唱动人、舞姿优美、表演传神，一上场就营造主导了整台戏的悲剧氛围；蔡正仁扮相风流俊秀、洒脱大方，嗓音金声玉振，蔡伯喈这个角色是全剧矛盾的中心点，蔡正仁准确塑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把握了跌宕起伏、情感冲突的全场剧情；张静娴饰演豪门千金牛小姐，扮相端庄秀丽，嗓音甜润，表演切准了虽出生高贵但同样逃脱不了封建礼教受害者命运的人物形象。两个小时的精彩演出深深打动了观众，博得满场掌声。第二天晚上，上海昆剧团又在温州加演了一场。
拍摄的剧照上了《温州日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父亲吴引一从昆剧剧目角度，开始研究高则诚和《琵琶记》，发表《关于高则诚的籍贯及生卒年代的一些考证》等论文，参与发起高则诚研究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叶尚义先生、宋维远先生与我父亲来往密切，第一时间就传递了上海昆剧团要来瑞安演出的消息，并说“你家小淮对文史也有兴趣，父子俩一起过来看戏吧”。
那天，平日比较严肃的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哼起了江南小调：“小淮小淮，我们要看昆剧了，上海昆剧团来演《琵琶记》。”我家祖籍江苏淮阴，我从小随父母工作调动在瑞安生活，小时候每年暑期，父亲都要带我到昆山的祖父家过上一个月，祖父除了辅导我国学学习外，还经常带我去戏院看戏，当然演的都是昆剧了，因此，我从小对昆剧就有兴趣。
随着急促的锣鼓声开场，大幕缓缓拉开，喜庆的音乐开启蔡伯喈高中状元，被威逼入赘牛丞相府的第一场戏《强就鸾凰》，跳过了原著夫妻恩爱、上京赶考的几场戏，直接切入戏剧主题。接着第二场《糟糠自厌》，描写在灾荒中煎熬的赵五娘，是《琵琶记》最感人、最脍炙人口的一场戏，给我的感觉是，与蔡伯喈的荣华富贵截然对照，舞台背景采用美术中的素描方式简单布置，赵五娘素服褴褛，随着凄怨的曲调，华文漪以精彩的表演唱出了“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 唱出了古代劳动妇女忍辱受屈的贤惠，对封建礼教控诉的心声。我想起明代剧作大家汤显祖对《琵琶记》“情真语真，一针一血”的高度评价，通过舞台表演，形象地反映赵五娘克己待人、自我牺牲、矢志不渝敬奉公婆的高贵品质和传统美德。由于我对昆剧有所了解，读过《琵琶记》的原著，又在现场观看中国昆剧最上乘的剧团、最优秀的演员演出，遂在欣赏的过程中，情不自禁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精彩的表演瞬间。1984年12月16日，我拍摄的照片刊登在《温州日报》上。
演出引起巨大反响
演出第二天，上海昆剧团邀请瑞安文化界和戏剧界人士，在瑞安剧院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听取大家对该剧的观感，并征求修改意见。与会人员充分肯定了上海昆剧团对传统剧目推陈出新的尝试，以多场折子戏组合全剧，突出剧本的精华内容，缩短全剧时长的做法，特别是对新编剧本结尾做出的脱胎换骨的改编，避开了一些争议的封建因素，提升剧本思想性这些方面非常成功。同时，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是认为将结尾处理成悲剧，难以适应一般观众传统的欣赏习惯，建议从积极的角度重塑原作的喜剧色彩。这个建议被该剧编导采纳，其又将结尾做了一次调整，改为蔡伯喈没有忘恩负义，马踏赵五娘，而是甩掉官袍、玉带，诀别荣华富贵，与赵五娘一同携手回乡的圆满大结局。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高则诚与《琵琶记》重新进入地方历史文化重大课题视野，上海昆剧团《琵琶记》回高则诚故里的演出活动，犹如一石投入平静的湖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外地专业剧团那么重视我们瑞安的剧作家和经典剧本，这也促使瑞安文化界高度重视挖掘高则诚与《琵琶记》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价值，在政府主导下，成立高则诚研究会，建立高则诚纪念馆，由此开始，“南戏故里”慢慢也成为瑞安文化事业的一张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