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古以来，瑞安人就有“重商善贾、四海为家”的传统。天下瑞安人，不仅有瑞安先贤，还有瑞安籍学术界权威、科技界精英、文艺界名人、体育界健儿、企业界翘楚……他们走南闯北，带来了瑞安人走天下的故事。故事里有殷切的期望，有执着的追求，更有绵绵的乡情。即日起，市融媒体中心再推《天下瑞安人》专栏，报道各个领域取得较大成就的瑞安籍知名人士。在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故事里，我们共同感受他们奋斗过程，分享他们取得成就的喜悦，领会他们所诠释的敢为人先的瑞安人精神。
孙延钊整理和研究温州乡邦文献，首先从整理和编纂其父祖的著作入手。1927年回到家乡后，他就认真阅读父祖的遗作和文稿，当发现其父祖的许多遗文还未收入《籀庼述林》时，就另编《经微室遗集》八卷，把大量的遗作囊括其中，使其不致散失湮没。接着，孙延钊又开始校读浙江省图书馆刊本《温州经籍志》，作《温州经籍志·校勘记》，并将未著录之书续编为《温州经籍后志》。
与此同时，孙延钊还着手编纂父祖年谱，仔细研读他们的著述和多种资料，凡他们所作的“自序与其尺札笺记，皆尽录之”，撰成了资料丰富、内容翔实的《孙逊学公年谱》和《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国学大师章太炎分别为这两部年谱作序，并给予充分肯定。
在研究父祖生平经历的过程中，孙延钊扩及先哲孙敬轩和黄氏父子叔侄的文史资料，先后草拟了《孙敬轩先生年谱》和《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他担任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后，利用馆藏的乡邦文献，又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温州府及下属各县，先后撰写了《〈瑞安旧志·职官〉校记》、《浙江永嘉学派之源流》、《永嘉学谱》、《温州人物传稿》等，并对宋、元、明三代温州先哲遗著及有关温州的他人著作，按经史子集进行分类。为了推动温州的学术发展，营造学术研究气氛，他和文化界同仁还于1934年创办了《瓯风杂志》，作为开展学术研究的园地。
为了宣传温州文献之丰富和学术研究之成就，扩大它在浙江省乃至在全国的影响，孙延钊先后写了《温州文献述概》、《温州藏书家考》等文发表在《文澜杂志》、《蓼绥年刊》上，并在1936年12月召开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温州征品分会成立大会上陈词：“我永嘉故郡，在中国文献史上，地望本甚隆重……为浙江省之一名区。”大力推介温州的文献精品，宣扬永嘉学派在历史上的学术地位。
玉海楼是浙江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富于收藏名家批校本、孙氏手校本、明版善本和瓯郡乡邦文献，藏书2.7万余册，与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文澜阁、湖州的嘉业堂齐名。孙延钊为保存这批祖传珍贵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1919年，瑞安县创办公立图书馆，孙延钊从玉海楼藏书中拨出3600册，作为县图书馆的基本藏书。1947年，他将祖、父两代藏书之精华465部2990册(多为善本)，及永嘉丛书印版2460片、文物38件，捐赠浙江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后全部归浙江大学图书馆特藏。1950年，孙延钊捐赠温州市文管会文物资料180件；1951年又将玉海楼尚存藏书2.2万册，全部捐赠温州籀园图书馆，其中明版善本及各家批校本近200种。
1974年，孙延钊将最后一批长期随身携带的先人遗著手稿、自著手稿7种37册，分别赠予北京图书馆和温州图书馆。至此，玉海楼历年收藏的主要图书在基本没有流失的情况下，比较完整地转由国家收藏保管，使之得到了最好的归宿。孙延钊作为这些藏书的后继者与守护者，没有辜负前人先辈传薪续火、为往圣继绝学之希望，使更多珍秘善本化身千万，造福学术研究，真正做到藏之秘府，公诸学林，薪传千载，泽披万世。
【人物名片】
孙延钊（1893—1983），字孟晋，号勖庵，瑞安人，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佥事、盐务署科长，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省通志馆总纂（总撰）。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文史馆馆员。毕生从事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浙江图书馆志》有其传。
■夏海豹/文
驻足于精致穆静的玉海楼，独特的书香与历史的意蕴便在这里氤氲而出。纸寿千年，宋刻元椠，孤本秘藏，中华文化就在楮墨芸香之中悠然沉淀；生活在这里的孙氏家族以耕致富，以读荣身，恰似在瓯越大地上绽放的花朵，携带着瓯越泥土浓郁的人文芬芳，血脉和文脉在这里绵延百年。诞生在这深宅大院里的孙延钊，是玉海楼的第三代主人。
出身名门 毕生从事图书文献事业
孙延钊字孟晋，号勖庵，因为祖父孙衣言、叔祖父孙锵鸣、父亲孙诒让都是晚清著名学者，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严格的儒学训练，曾自谓“延钊忝生文献故家，而蚤岁藐孤，祖父训诰。”长辈的教诲让他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孙延钊中学在旧制瑞安中学就读，是1908年第一届三位毕业生之一。大约在1912年前后， 孙延钊开始游学京师，就读于由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京师财政学堂合并组建的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获政治经济科学士学位。而后，孙延钊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历任赋税司佥事、盐务署科长、财政部总务厅会办等职务。他与各界名流交好，结下了广泛的人脉。
1927年，因孙家要将停棺已久的孙诒让下葬，孙延钊就带着家眷从北京回到温州，事后定居在瑞安。由于当时局势动荡，政权替换，人际关系恶化，孙延钊就辞去财政部的官职，在玉海楼闭门潜心整理父辈留下的图书文献。
1935年5月，经首届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理事会推选，孙延钊出任第六任馆长，一家人搬到温州居住生活。在他的努力下，籀园图书馆进入了一段鼎盛的发展时期。
1940年，孙延钊调往浙江省图书馆当馆长。为了确保图书馆藏书安全，孙延钊几度组织人员对图书馆内的藏书进行搬迁，使图书免遭日寇的铁蹄浩劫。战乱期间，孙延钊还坚持开展图书流通业务，举办了战时图书展览、国防图书巡回文库等图书流通活动。后来，他又担任了浙江通志馆总纂（总撰），对《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成书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通志馆解散了，孙延钊“失业”一年，期间曾在温州在杭州同乡会办的东瓯中学教书。1950年3月12日，孙延钊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他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然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到老。1983年，孙延钊病逝于杭州，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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