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图书馆情缘，应该从祖父说起。

    先祖父马翊中，平阳万全陈岙人。他15岁就考中清光绪乙巳（1905年）科秀才，后因科举废止，赴省城杭州求学，就读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校期间，他开始与图书馆结缘，一有空就到那儿阅读各种报刊书籍。毕业后，曾在温州瓯海公学执掌教席，并担任该校的图书馆馆长。

    其时，在瓯海公学读书的赵超构等几个进步学生，与祖父走得很近，校图书馆成了他们交流与活动的场所。祖父还主编过《五卅特刊》，偕赵超构、池彪等学生一起，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受反动当局的排挤，去职回归平阳，在家创办扶风书院，马星野、赵壁城、蔡孟平等知名学者，均出其门下。

    据先父马允伦回忆：小时候，祖父经常带他到图书馆看书，还为他订阅了一份叶圣陶主编的《儿童时报》，在祖父的鼓励下，父亲曾在上面发表过作文。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平阳中学，这也得益于他常去图书馆、勤奋阅读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当选为平阳县首届人民代表和县政协常委，1962年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不遗余力，积极参加县图书馆整理图书和温州专区文管会整理文物等工作，与时任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有过频繁接触与交往。那些年，他不计报酬，整天奔忙在图书馆内，忘我工作，乐此不疲，称得上是平阳文化界首批“志愿者”，图书馆都快成为他的另一个家了！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平阳图书馆就设在龙河边，跟县幼儿园相邻。每年暑假与寒假，我们“三邦”兄弟（我与堂兄邦喣、堂弟邦京），便成了图书馆里的常客。当时，我们年纪尚小，识字不多，去图书馆主要是看连环画，也就是“小人书”，往往一看就是大半天，直至爷爷下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馆长是个名叫柳青的中年妇女，我们都有点怕她。有一次，还差一点被她赶出来，后听说是马老先生的孙子，她才放过我们。

    兴许是遗传或是习惯使然，我与图书馆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瑞安县小读书期间，校图书室里的那些书，几乎都让我翻遍了。当时，我家住县小籀公楼教师宿舍，隔壁就是县总工会，那里有个职工图书阅览室，管理员素华阿姨与我爸、妈相熟，在她的关照下，我可以自由出入阅览室，翻阅各种书籍。想不到她调走后，继任者换成了赵三祝老师，他就住籀公楼，对我则更加优待，同意让我借书回去阅读。

    当时，我最喜欢看现代长篇小说，记得书架上摆放的《苦菜花》《迎春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斗》《三家巷》《红旗谱》《播火记》《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红岩》等小说，都让我给借阅过了。可能是平时看书多，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作文，每次学校举办的征文比赛，往往都能得奖。好多同学都怕写作文，我却正好相反，有时看到作文题，还挺兴奋的。

    考入瑞安中学后，父亲劝我少看些“闲书”，建议我阅读古代四大经典名著。那时，瑞中图书馆的藏书可谓汗牛充栋，数量居温州各县之首，比瑞安县图书馆还要多，我曾为此深感自豪。可惜后来“文革”来临，连图书馆都被封了，家中藏书被付之一炬。不久，政府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我与妹妹涵荆支边去了黑龙江。

    1971年7月，我俩一起回家探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父亲此时居然当上了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原来，当时瑞中图书馆满目疮痍，校工宣队认为父亲的问题未有定论，不能出来教学，便把整理图书的差使交给了他。当时，残存的图书都集中在学校科学馆二楼，由父亲一人保管。无形之中，那儿便成了我家的秘密阅览室。暑期，正巧有上海亲戚来我家做客，宿舍里住不下，我与老爸干脆去图书室打地铺，天天以书作枕。

    当时正值“书荒”年代，能够坐拥书城，无异于把饿汉关进粮仓，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啊！记得父亲向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牛虻》，我读得如醉如痴，很是震撼。此后，我专挑世界名著来读：如法国左拉、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巴尔扎克的《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的诗集与小说。虽然是浮光掠影、走马看花式的翻阅，但阅读带来的快感与享受，沁人心肺，难以言表。

    遗憾的是与书做伴的美好时光，毕竟太过短暂了。当我读罢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探亲假期即将告尽，而他的另一部《战争与和平》，有厚厚的4本，实在无暇再去拜读了。我心有不甘，将这部巨著“借至”黑龙江，与农场的“荒友”一起分享了……

    岁月不居，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祖父与父亲都已作古，我也步入古稀之年，国家欣逢盛世，我也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与满架的藏书，读书已不再是一种奢侈。再看看现在的温州图书馆，该有多么的豪华气派！令人欣慰的是，两个儿子均在文化部门供职，图书馆更是孙辈常去的地方。也许这就是一种传承吧，看来我家的图书馆情缘仍在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