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学堂，是因为家中没人照看孩子。我和弟弟相差只一岁，父母又要劳作又要照顾我们两个，手忙脚乱。她曾将我们托付给脑子缺根筋的村头憨大姐照顾。憨大姐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创举，比如给我们拍照。她用手指搭成取景框，指挥我们傻笑，咔哒一声按下快门，照相过程结束。憨大姐早已忘了我们的存在，沉浸在自己的照片制作中——画一些无外乎头像圆饼、脚像细丝的图像，有时还添上两根傻傻的冲天辫。我不小心一头栽进河里，憨大姐竟毫无察觉。幸得邻居发现，捞我上岸捡回一条小命，母亲这才想起要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安置我。

    那一年我大概五岁，我跟着四堂姐去了小镇唯一的学校。我有四个堂姐，她们是我大伯二伯的女儿，我跟四堂姐只差一岁，她的性格像男孩子，大大咧咧，好像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她雄赳赳气昂昂带着我这个小跟班迈入学堂。我依稀记得学校分成两部分，南北相向，我去的校区是分部，坐落在千年古寺内，里面有一口很大的井，这口井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传说。一个老校工站在学校的一口大钟前，叮叮当当敲响上课的铃声。我带着小凳子（真奇怪，那时上学还要自带凳子），堂姐拉着我的手，排在队伍中间，怯生生地望着队伍前的老师。那个女教师与我母亲的年龄相仿，但她的长发和服饰比我母亲新潮，她说话的声音温柔甜美，那个瞬间我突然想要一个当老师的母亲。我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觉得那是对母亲的一种背叛。

    入学第一天是亢奋而慌张的。老师根据身高分班，四堂姐带着她的小板凳跟一位短发老师走向大班。瘦小的我站在苦楝树下撕心裂肺哭喊，孤独的慌乱铺天盖地罩住我。没人留意我的存在。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一遍一遍响起来，我忘记了哭喊，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的优美秩序和韵律。

    据说小镇以前是以这古寺的名字命名，好像叫寺庄镇，岁月更迭，古寺改做了学堂，物尽所用。学堂大门朝向大路，从锈迹斑斑的校门望向大路对面，就是中小学合并在一起的人气鼎沸的学校本部。分部只有幼稚园和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于是我盼望着长大，盼望着融入对面那座大学校。只有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我才觉得分部的好，分部里有一个大礼堂，走上台阶，是一个宽大的舞台。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体育老师也会带我们登上舞台进行向左向右转的训练。没有老师的课间，我们会在舞台上发射自己折的纸飞机，看谁的飞机飞得更远。

    启蒙老师很漂亮，姓什么忘了。我在心里一直叫她大漂亮老师，二十多岁的样子，气质洁净而典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时，他们或许会以她为参照，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一种温柔而不失动听的女中音，她的手轻轻抚摸过孩子们的头，仿佛把智慧之光投射到每个人心中。我们一遍一遍跟她写1、1、1，写了一天又一天，阿拉伯数字1到10要整整写一个学期，我们不觉得枯燥，反而乐此不疲。大漂亮老师画什么像什么，可不像憨大姐画什么都走样。能和大漂亮老师一起待着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跟着大漂亮老师跳“咯滴咯滴咯滴，我们爱你”。跳完后老师会倒出积木让我们自由玩儿，她自己则拿出剪刀和红纸，一刀刀剪出一个个漂亮的大红花。我期待星期五下午快快到来，老师会把大红花别在我们的胸前，奖励我们一个喷香的小蛋糕并叮嘱一定要带回家分享。我忍住快要出口的涎水，沿着河边的石板路，一路飞奔回家，递上蛋糕和大红花向母亲邀功。母亲将大红花贴在墙上，和父亲的“一百零八将”年画列在一起。然后将蛋糕一分为二给我们姐弟分食。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教室移到了总部。总部有一座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木质楼板，踩上去咯吱作响，是年轻老师的宿舍。很多孩子喜欢把小楼的栏杆当滑滑梯，从上而下哧溜滑下，栏杆被孩子们磨得光滑顺溜，似裹上岁月的包浆。我也经常到那里玩，有一次玩到暮色四合，学校空无一人。我惊慌得哇哇大哭，大漂亮老师端着粉笔盒路过，她掏出手帕擦干我的眼泪，轻轻说，天暗了，快走归，吃饭啦！

    微风拂过，我闻到苦楝树的清香，好像是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

    后来，大漂亮老师离开了校园，去了老街供销社站柜台。每当我路过老街，总是忍不住探头张望，期待遇见散发着苦楝树清香的老师。

    孩童的记忆是否总染上一圈虚假的美好光环？回溯过往，当时物质贫乏，用的铅笔和本子都是学校垃圾堆上捡来的，连书包也是母亲用废弃的布料缝制的，初入学堂的时光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但我依稀会记起大漂亮老师的话，天暗了，快走归，吃饭啦！

    天暗了，快走归，吃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