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镇做题青年”，在离开大学校园很多年后的今天，乡音未改鬓毛衰回到了当初起步的故乡瑞安。有人给我看著名摄影家刘显佑先生拍摄的一张黑白旧照片：瑞安新华书店前人潮涌。刹那间，我几乎呆住了，时光仿佛凝固了，又仿佛缓缓倒流到1978年。我在那人群中寻找自己，说不定我就在那人群中。不，我一定在人群中。那是我们在连夜排队购买《数理化丛书》，从照片中年轻人的脸上，可以看到如饥似渴追求知识的需求，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欲望。

    恢复高考后，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届，说的是77、78、79的高考生。曾经有两套书，虐了这三届学生，让他们爱不得恨不得，恨它，却梦寐以求，朝思暮想，一旦得手就手不释卷。这两套书，一套是《数理化丛书》，另外一套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讲义》。

    停止高考的那些年，没有数理化书，当时全国中学教材普遍是《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一旦恢复高考，我们该如何应试？

    197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从苏步青那儿得知要恢复高考，当机立断决定重版1960年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977年高考前一个月，只来得及重版了一册代数。1978年全部出齐了包括《代数》《物理》《化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三角》共17册。全国新华书店都出现了抢购潮。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仍然供不应求。为了买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总动员、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我是学文科的，所以我只需购买数学，其他理科生是全家出动，彻夜轮流排好几个队。

    《上海出版志》记录了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销量：共发行435万套，合计7395万册。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很多省份向上海借了版型自行印刷。

    我们考上大学后，教材奇缺。我的数学书是学校自行编写的油印本。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我，想方设法买到1964年版的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和习题集，是二手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工科教材，只知道废寝忘食看书做习题。上食堂排队也带着习题思考。有一次做完习题抬头发现天已经黑了，食堂关门了。那时食堂关门就意味着这一夜要饿肚子。

    这套书非常适合自学，所以我自己啃完了这套书，并且把书中的难题偏题都做完了。几十年来《高等数学讲义》再版数次，累计印刷千万余册。其编者樊映川先生早已离世，而其著作至今仍伴随着一代代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就像词典一样，现在的高数书，还是在那本基础上修订的。学过的人，都不讲《高等数学讲义》，说起高数只说樊映川。“樊映川”，已经成为一个代表符号。

    其实影响那一代人还有一套书：许国璋英语。除此之外，我自学的英语课本，是英语老师给我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旧课本，但是与樊映川高数不同，这几本旧英语书习题没有答案，我自学后，英语老师给我额外改习题。这样，我从迈进大学门时不识ABC的文科生，转换了频道，凭着良好的数学和英语成绩考上了名校经济管理研究生。

    一张旧照片让我热泪盈眶，尽管事后通过向刘显佑先生求证，这张照片拍摄的场景并非购买《数理化丛书》，而是早一年1977年毛选第五集发行。谁能想到，时隔一年后，新华书店门前再一次掀起购买书籍的高潮，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为这套丛书带来的影响，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新华书店门前人潮涌，那是对知识的渴望。如今新书汗牛充栋，计算机网络更是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人们追求知识的愿望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