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光
孙衣言为重倡永嘉经制之学，搜罗古籍、点校遗书、刊行《永嘉丛书》，从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十五年（1889），经历了长达25年的艰苦努力。
搜罗乡贤遗著之勤
南宋永嘉之学至元、明而微，诸先生著作已散失殆尽。到明正统间，处州推官黎谅“尝慕求（叶适）全集竟不可得”。正如孙诒让在《征访温州遗书约并序》所言：“吾乡文献，（清朝）二百年来散佚殆尽，无论宋元旧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国初诸老所著，亦大半无传。其幸而存者，多系旧稿秘钞，单本孤行，最易湮坠。”抢救乡邦文献已成为复兴永嘉之学的当务之急。
据《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仅从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25年他通过广泛委托，先后搜罗购求，或假借抄录乡先贤遗著不同版本达45种。
同治三年冬，道武林购得无意轩吴氏藏旧抄本叶适《水心别集》八册。又得明正德本陈傅良《陈止斋文集》十册。
五年八月，从钱塘丁松生假得文澜阁本《止斋集》、薛季宣《浪语集》。
六年二月，徐茝生赠送永嘉谢天埴《坦斋诗文集》抄本。夏，诒让在杭访得明宝纶楼原刻本张孚敬《敕谕录》上下二卷一册。秋，得卢抱经堂藏书钞本刘安上《刘给谏集》四册。从丁松生假明正统黎谅刻残本《水心集》。又索得丁氏所藏旧本陈埴《木钟集》。冬，从同里王旬宣假得写本王元甫（王致远之父）《开禧德安守城录》一册。
七年二月，诒让在沪购得赵士桢《神器谱》二册，侯一元《二谷山人近稿》六册，此二书俱明稿。三月，在京购得南雄本项乔《瓯东私录》，周行己《浮沚集》三册。五月，诒让归途过甬东，又购得写本刘黼《刘忠肃公遗稿》二册。同月，从翁同龢处录得法时帆旧藏四库副本许及之《涉斋集》十八卷。七月，于钱稚庵处易得黎刻《水心集》全帙，完善无阙。十二月，龚咏樵赠送抄本《水心别集》四册。
八年春，诒让于故里传录永嘉张氏所藏周天锡《慎江文征》手稿十二册。三月，诒让于吴门书肆收得影宋抄本徐照等《永嘉四灵诗集》四卷一册。
九年秋，从丰顺丁日昌假得钞本《刘给谏集》。又录吴兴陆氏抄本戴栩《浣川集》二册副本。复从陆氏得写本《永嘉二刘（安节、安上）集》二册。又得仪顾堂抄本许景衡《许横塘集》副帙四册，亦出诸阁本。是年，新城陈硕士、仁和朱学勤先后寄《浪语集》各一帙。他在给朱学勤的信中称，为觅此书，“常在梦寐”“可以抄得，深以为快”，接到抄本，“欣喜无量”。
十年四月，诒让抄得永嘉张纯《存愚录》一册，乾隆间浙江巡抚采进天一阁本。假得翰林院所储明刊小字本黄淮《介庵集》十五卷，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所进汪启淑家藏本。又从翰林院假抄明刻胡汝宁《万历雁山志》，亦采进汪氏藏本。又抄得陈止斋《论祖》二册，王朝佐《东嘉先哲录》四册，俱翰林院所储明稿。冬，祥符周季况以传抄《刘左史集》及郑景望《郑氏书说》各一册寄示。《刘集》为吴翌风校写青芝张氏本，《书说》为晋斋赵氏旧本。是年，从锵鸣假抄王至彪《玄对草》二卷，王钦豫《翼正初编》《经德录》《序略》一卷，合装一册，王叔杲《玉介园存稿》残帙二册，王激《鹤山集》一册，姜准《歧海琐谈集》二册。
十一年八月，周季贶手校寄赠影写明叶道谷抄本《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传抄文澜阁本林季仲《竹轩杂著》二册。十一月，周寄赠抄本《横塘集》。
十三年四月，诒让从修伯假陈高《不系舟渔集》。
光绪十三年冬，诒让于沪上书肆购得日本宽延刊本宋永嘉王硕《易简方论》一册，《四库》及诸家书目皆无著录，盖吾乡宋元医家最古之册，而中土久佚者。衣言得书惊喜累日。
十五年，黄仲弢寄示传抄本宋永嘉薛季宣《地理丛考》辑佚。
孙衣言所收乡邦文献之多、搜罗之勤、品质之珍，其时无人能出其右。据张宪文《温州历代藏书》称，玉海楼藏书中，温州乡贤遗书462部。孙衣言收藏的《后山先生集》（宋陈师道撰，明弘治十二年刻本）等一批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校勘诸儒遗书之精
孙衣言为刊行《永嘉丛书》，将搜罗所得的永嘉学者遗书精心校勘，力求勘定善本，先后亲自校勘评定的书籍达43部，这几乎付出了他公务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工之勤、点校之精，实为罕见。从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十四年（1888），22年间，《年谱》29次记载他校勘的情况。如《水心集》16年间5次校勘：
第一次，“同治五年七至十月，衣言校读《叶水心集》，以丹笔圈点乾隆乙亥永嘉刻本，对文章义法、字句异同加以评注”“十一月初二日，衣言自杭旋里，道中仍读《水心集》”。六年，“衣言从丁松生假《水心集》残本，明正统黎谅刻也，以校箧藏旧勘乾隆重刻本，补正百馀字”。
第二次，“十年，衣言重校《水心集》，用墨笔评点乾隆刻本又一部，并有校语”。
第三次，光绪元年八月，“衣言三校《水心集》，别取所藏永嘉刻印本一帙，再以朱笔评点，自八月至十二月，读过十五卷”。二年正月至二月，“北行途中，衣言续读乾隆永嘉本《水心集》卷十六至卷廿七，各册逐日记程”。
第四次，三年十月，“衣言四校《水心集》，又取永嘉本别一帙，加朱笔评点”。
第五次，“五年十一月，衣言归舟中检阅旧校《水心集》”“六年正月，衣言阅旧校《水心集》”，其认真程度令人敬佩。
衣言校勘《止斋集》《浪语集》《二刘文集》《横塘集》等莫不如此。他说：校雠之学“然有要义二端不可不讲者，曰：一字不略过，一字不轻改是也”。他坚持多种版本互校和反复细校，如校勘《止斋集》时，就采用明正德林长繁刊本、嘉靖安正堂刊本、清乾隆林上梓重编刊本、道光陈用光重刻本四种版本互校，大大提高了新版的质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整理点校本《叶适集》，其中《文集》即以孙衣言刻本为底本，《别集》则是经他校勘的李春和重刊本为底本。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的《习学记言序目》即以经他校勘的黄体芳刻本为底本等。孙衣言校并跋的宋王十朋撰《宋王忠文公集》、孙衣言校并跋的宋曾巩撰《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孙衣言、孙诒让、孙锵鸣校陈高撰《不系舟渔集》，入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筹资刊行《丛书》之艰
在校勘的基础上，孙衣言通过自己出资和推动亲友赞助的方式，克服了刊行《永嘉丛书》之艰。自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十年（1884），20年间共刊出《永嘉丛书》15种302卷。据《年谱》（未注者）和《温州市志》记载，编入《永嘉丛书》的有：
同治三年，校刻《孙太史稿》二卷。
七年，校刻《礼记集解》六十一卷，附《尚书顾命解》一卷。
九年，嘱学生李春和于金陵刊刻《水心别集》十六卷。
十一年，于金陵刊刻《开禧德安守城录》一卷。是年孙锵鸣门人李鸿章捐俸，金陵（聚珍）书局刊刻《薛常州集》（《浪语集》）三十五卷。
十二年，于武昌刊刻《刘左史集》四卷、《刘给谏集》五卷，《蒙川遗稿》四卷、《补遗》一卷。
光绪二年，属胡月樵观察刻行《竹轩杂著》六卷、《横塘集》二十卷。
四年，于江宁刊刻《止斋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
五年，刊刻《方氏集韵考正》十卷。
八年，刊刻《叶水心集》二十九卷，《补遗》一卷。
同年，刊刻《谷艾园文稿》四卷。
十年，嘱门人黄体芳于江阴刻成《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
孙衣言致黄体芳信中称“乡先生书，已刻十四种”。由上可知，应为孙希旦《孙太史稿》《礼记集解》、叶适《水心集》《水心别集》、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薛季宣《浪语集》、刘安节《刘左史集》、刘安上《刘给谏集》、刘黼《蒙川遗稿》、林季仲《竹轩杂著》、许景衡《横塘集》、陈傅良《止斋集》、方成圭《集韵考正》、谷诚《谷艾园文稿》，再加黄体芳所刊的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永嘉丛书》共刊15种。以往各种混乱不一的说法，应得以澄清。
通过这些努力，永嘉学派主要著作得到再一次整理、重印，使之流传，为留存中华文化遗产，达成这一“上无愧古人，下有益后学”的宏伟事业，功在千秋；还弘扬永嘉学派学风、带动了温州乡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为晚清瑞安学派的崛起奠定了学术文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