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瑞安日报》复刊已30个年头了，作为瑞报最早的报人之一，真是感慨万千。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瑞报复刊初期的艰辛、报社同仁团结拼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93年6月下旬，时任市委书记包哲东对我说，市委决定办《瑞安报》，让你去办报。我一听，心中很矛盾。说实在的，我喜欢新闻工作，但我当时在市委办搞新闻信息工作，得心应手，工作“很自由”。而且老报人经常戏说“办报难，难办报”，《瑞安报》应该怎么办？毕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组织上决定了的事情，我服从。在忐忑不安中，与另外两位总编和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六七位年轻人一道，开始了办报之旅。

    办报伊始，困难真不少。暂不说7年搬了5处地方，年年为“房”而烦，就采编来说，采写、编辑、照排这些工序统统都要从头学起。采编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正式新闻科班出身，不过这些人都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很快就成了报社的中坚力量。编辑们说，我们一靠模仿人家报纸，二靠自己摸索。记者写的文章改了又改，编辑画版样，画了又画，甚至交印刷厂制版了，深夜11点还“集体”去印刷厂再改。我这个当“头头”的，天天唱“五步曲”：上午一上班派工开始，催稿、审稿、统筹版面，一直到晚上，在清样上签上“付印”两个字时，才如释重负。

    岁月如歌。那时，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很纯朴，一门心思办好报纸。我很省心，记者们不会因为采访困难重重而推诿，编辑们默默无闻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当时采编人员还没有人人一台电脑，写稿改稿全是名副其实地“爬格子”，埋头苦干。大家常为策划一个好报道争论，为取一个贴切的标题苦思冥想，为一篇成功的报道雀跃欢呼。至今还忘不了许多“特殊时期”——1994年17号台风登陆后的惨景，泪洒版面；为精准报道1999年“2·24空难”，多人连夜反复修改、换版，后来，那次报道作为新闻敏感性与严守宣传纪律的典型入选中国新闻论文集；2000年洋农民阿维热意大利寻亲的报道，开启了全省县市报境外采访之先，被中央电视台数十次播放。还有水稻专家朱伯衡、山区校长王步宙、花菜大王郑庆一……这些先进人物报道至今令很多人记忆犹新。除时政版面外，瑞报也逐步形成多个有特色的版面或栏目，比如副刊“玉海楼”“读者广场”“理论专刊”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当时的传播手段有限，报纸既是向全市干群开展宣传的重要工具，也是市领导获取全市各地信息的重要途径。他们说，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瑞安报》，亲切称之为“早餐”。于是，我安排投递员一早就把当日的《瑞安报》塞进市领导办公室的门缝里，以便他们上班第一时间了解本市新闻，并更加关心支持报社工作。后来每逢周一上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总让我到他办公室，当面交待本周工作的宣传事项，使报纸的宣传更具前瞻性和全面性。用他们的话来说“瑞安报的宣传很放心”。

    长时间以来，遵照党的群众办报宗旨，我们十分重视通联工作，组织和培育了一批骨干通讯员。据统计，2000年以前，瑞报刊出的稿件中有近一半来自基层通讯员之手。每年我们都召开通联会议，表彰先进、培训骨干，多次开展采风、讲座活动，提高骨干通讯员的思想和业务水平。这些通讯员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加上报社的引导和锻炼，进步很快，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成为单位骨干。而后成立的《瑞安日报》学生记者团更成了中小学生的新苗乐园。

    与此同时，报社的一些专版、专刊，例如“读者广场”版面，也成了与群众沟通的渠道，遇到疑惑，找报社，成了他们的首要选择。副刊“玉海楼”更成了我市文史和文学爱好者喜爱的园地。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报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办好报纸的同时，为社会输送了不少人才。九十年代进报社的记者、编辑，多人后来成长为乡镇或市领导干部。他们说，在报社的那段工作经历，是最锻炼人的。报社人才济济，在各个协会中担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就有十人之多，他们为瑞安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瑞报越办越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省记协县（市）党报各类评比、竞赛中，获奖篇次均居前列。而本人也成为当时全省县市级报总编中获奖最多的人之一，在1997年市级机关开展的争做“干净干事”好干部活动中被树为宣传系统典型，先后获得瑞安市新闻工作突出贡献奖、瑞安市文艺工作突出贡献奖。

    我在报社一直干到退休。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是过去的市里老领导、老同事，还是新生代的企业家，至今碰到我，还亲切地唤我“管老师”，这既是对报社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在庆祝《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之际，我这个老报人衷心祝愿《瑞安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定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