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写《琵琶记》的时候，没有电影、电视剧，也没有手机里短视频与他争夺观众。高则诚生活的时代，文化生态要比现在简单得多，单纯得多。“高启强”未能参加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的竞争，引起了争议，这种事情在高则诚那个时代大概率不会发生。高则诚只需考虑一件事：怎样把戏编好，怎样编得比别的戏精彩，让观众喜欢看。

    《琵琶记》从去年7月在瑞首演后，后又亮相第五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再进京参加非遗剧种展演，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个历程无疑是辉煌的。瑞安越剧团团长蔡丽雅在回顾这个过程时说：“若没有传承弘扬国粹艺术的情怀支撑，谁还坚持呢？”闻此言忽然感到辉煌背后的悲壮。

    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中，传统戏剧的生存，很难完全市场化；一些非市场的努力必不可少。这些年瑞安为传统戏剧复兴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举办“南曲戏韵”系列活动，普及戏曲知识，培养观众；比如在各乡镇（街道）设立“南戏演艺中心”；比如将戏曲与旅游相结合，打造一批戏曲特色文化新空间，以驻场演出与剧团和名家巡回演出，让戏曲“圈粉”更多游客——都可以理解为以非市场手段助推市场的形成。这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还表现在剧作（包括舞台表现形式）自身。瑞安越剧团这一版《琵琶记》，相较于舞台传统表现手段，有所创新突破。比如一个舞台两个表演空间的表现手段，剧情在下层舞台推进时，上层舞台出现高则诚构思创作剧本的场景，还出现当时“南戏”演出场景，还有服、化、道等各方面，都追求精致、优美，提升观众的视觉体验，这里面都有对现代审美观念及表现手段的借鉴、引进。

    “南戏”传统，对南戏发源地的人们来说，是宝贵的财富；今天如何用好这笔财富，让其“升值”，则是一种考验。《琵琶记》是一份拿得出手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