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对《瑞安日报》充满着感情。我的喜怒哀乐都被《瑞安日报》妥善保存着，它见证了我的点滴辉煌、些许挫折，以及那些悲喜交加的历史时刻。我与它相恋相爱了26年并且一直持续下去。时间愈久，致敬之情愈加浓烈。在瑞安这片人杰地灵的大地上，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最有才华的人，甚至在这些人的生命中引领着他们。

    我的精神世界日渐丰盈得益于《瑞安日报》的滋养。1997年，18岁的我刚踏上工作岗位，不擅社交，于是躲进书里成一统。每当教学之余，就前往位于万松路上的瑞安市图书馆。走进三楼阅览室，我靠窗坐下，第一个翻阅的便是《瑞安报》。那时，它还不是日报，一周发行两次，后来变成一周三次，再后来逐渐发展壮大才改版升级为《瑞安日报》，从小张排版到对开八版，越来越大气。第一次翻阅它，我就有一种向往，如果我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印在上面那该多好哇。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有一天晚上，我因在图书馆逗留过晚，回到学校被关在宿舍铁拉门外。那道门在平日极难开，钥匙在锁孔里上下左右寻找角度，不得法。黑夜沉沉，夜风凉凉，惊恐、无助、压抑、愤懑，各种情绪在心中发酵。由此，想到自己的人生，前途迷茫，一如这扇铁拉门，看得见却打不开。那一夜枯坐在办公室，奋笔疾书爬格子。一篇《开门》一气呵成。再折返铁拉门处，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扭竟然打开了。好像冥冥中我吃的闭门羮就是为了遇见缪斯女神。

    很幸运，第一次给《瑞安报》投稿，竟然在副刊上登了出来。《开门》为我打开了文学之门。怀揣着那张印有金春妙的报纸，我整整兴奋了一周。此后散文、小说频频见报，用过妙妙、凡心等笔名，但是更多的是署真名。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副刊成了很多人的精神食粮。后来《瑞安日报》副刊版停刊小说稿，只发散文和诗歌，我一直引以为憾。

    1999年，报社组织一批优秀通讯员到泽雅采风。我见到了如雷贯耳的作者和名家，对每个人都诚惶诚恐，毕恭毕敬。那天下午，我们在泽雅山庄开座谈会，会上主持人说不想喝酒的话要发言。我自知不会饮酒，赶紧抢先发言。洪善新老师觉得我讲得实在，鼓励我写出来。后来题为《多写写阳光下的好心情》发在《瑞安报》的内部“编通往来”上。当晚还举办了舞会，一部分人跳舞，一部分人聚在大露台看星星，聊文学和人生。第二天我们又在大露台合影留念。可惜那张照片我至今都没看见，我只记得照片里的很多人多年以后成了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

    20年后我参加省文联举办的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班主任在开班典礼上说 “新荷作家班是文学浙军的黄埔军校，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我的目光越过横幅上红色大写的“新荷”二字，遥想起泽雅山庄的联欢，啊，瑞报也是瑞安文学届的“黄埔军校”啊，多少文人从这里“毕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最初的编辑是马邦城老师，我非常敬重他。记得报社曾招考过特约记者，很多文学青年都去考。我也不例外，并有幸考上。分在副刊部的共有三人，另两人是高泉印、王永乐，都是教师。我们走进当时位于西门一处民房的报社小楼，木地板嘎吱作响，但在我眼中就是文学圣地。马邦城老师清瘦，目光睿智，见到稚嫩的我们一点架子都没有。他鼓励我们多写稿，写好稿。得知我来自林垟，马老师的话匣子打开，回顾自己年轻时在林垟插队的往事，并嘱咐我去翻看族谱，挖掘金家名人金嵘轩的故事。前后二十年，我先后多次回到林垟，找族长公翻族谱，到祠堂寻访先人的故事。这段隐秘的往事我从未对人提起，也未曾写过金家的只言片语，但文学创作需要实地走访是马老师教给我的第一课。后来，我多次实践这一理论，并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深耕下去。

    交集最多的是孙伟芳编辑。某年“五四”青年节，孙编组织了一批比较活跃的副刊作者聚会。从文学青年到文学中年，我们回顾往事展望前程，有说不完的话。席间，孙编得知我正在创作长篇纪实文学，提出连载想法，但是这本书正跟作家出版社签订合同，走出版流程，我婉拒了她。孙编却毫无不快，一如继往爱惜我，在她任上我的创作灵感不断被激发，有时甚至一周连发两稿。

    副刊在陈良和编辑手中，又推陈出新，独创的文字加朗诵让点击量暴增。《瑞安日报》推出的第一篇朗读版是我的《掸新图谱》，由曾晨老师朗读，App链接一经上线，点击量蹭蹭上升。因为陈编，我认识了很多朗诵家和读者，他们的点评和互动，让我创作激情高涨。在这之前，我已悄然转为小说创作，很少发报纸副刊，因为陈编的创新和频频约稿，我重燃了散文写作的热情。

    当然，我经历的编辑还有很多，如华小波、王海燕、林长丰、金锦潘、谢瑶等编辑，他们就像我生命中的灯塔，照亮我通往文学之路。《瑞安日报》是我文学梦的起源地，在它复刊三十周年之际，祝愿它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