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辆大巴车冲破夜雾一前一后在山坡上颠簸着向温岭方向慢慢前行……那是1970年12月20日，车上坐着64位稚气未脱的、十六七岁的七零届初中毕业生（包括两个不够身高条件、死缠着接收部队要求来兵团的小男生）。我很懵懂，什么时候到温岭？兵团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去做什么？一路上，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午后，汽车终于在一幢看似非常普通的民房前停下，只见一队队同我们年龄相仿，穿着劳动服、扛着锄头、脸孔黝黑的人在我们前面走过，我忽然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兵团？那些扛着锄头的就是兵团战士？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走进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兵团（温岭），开始了知青生涯，开始了艰苦的劳动锻练。

    挖河

    刚到兵团不久，团部决定兴修水利——挖河、建水塘，改善灌溉条件和保证连队的生活用水。

    动员大会上连长一声令下，我们各个排各个班纷纷请战，表决心。于是一场挖河战斗就在严寒的冬天里打响了。

    那个年代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有原始的农业生产工具——铁锹、泥弓。除此之外，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兵团战士高昂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寒冬，白霜铺地，寒气逼人，但是挖河工地上却是热火朝天。我们以排为单位分成一队队，每队七八人，最前面的人拿铁锹或泥弓，与他对面的人“起锹头”，其他人依次排队。

    挖河开始了，只见拿泥弓的左右开弓把泥块一大块一大块划下，起锹头的弯下腰把切下来的泥块利索地捧上并往后抛送。起锹头的活最累，可没有人推辞，反而你争我抢干劲十足。老职工比较熟悉这活，拿铁锹的工作以他们为主，但是知青也不甘落后。温州战友张庆明和象山战友陈爱芬算得上是劳动能手，他们俩一个拿铁锹，一个起锹头，干得非常利索。

    我和战友胡碎珠前后站着传送泥块。接来送往中，脚冻得站不稳了，手僵得抓不住泥块，力气怎么也使不上来，泥块不由自主地在我们手中滑落，没多久我们俩面前滑落的泥块就堆成了“小山”。这时我们真想歇会儿，可是看到前面拿铁锹和起锹头的干得那么辛苦起劲又觉惭愧，鼓起劲继续接送……零下三四度的天气，我们光着脚踩在泥水里，累得腰都伸不直。可是大家还是咬牙坚持着，直到收工的哨子吹响。我们这才发现每个人的头上、脸上、手上、脚上、衣服裤子上全是泥，个个都成了泥人。

    探望

    听说兵团的生活艰苦劳动繁重，挂念着我们的父母们着急了。大家频繁走动，互相打听子女的近况。战友张文胜的家在解放路，临街开着一间水果小铺。张妈妈热情好客，于是那里便成了家长们传递兵团子女消息的“联络点”。终于有一天，家长们觉得仅这样聚聚问问还是不放心，就开始陆续来兵团探望了。

    第一个来探望的家属是郑丽丽的妈妈。“家乡来人了！”我们二十连瑞籍战友特别高兴。大家与郑妈妈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郑妈妈看见大家的脸晒得黑黑的，非常心疼。而当她得知因为连队缺少柴火，每天每人只有一瓶开水时，开始着急了。郑妈妈性格率直，马上去连部提意见，要求连长、指导员想方设法解决柴火问题，让大家每天添加一瓶开水。

    谁家的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家因为姐妹多，母亲总是在家忙家务，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听说人家的母亲去兵团看孩子了，她在家再也待不住了。她跟我的战友张立冬的妈妈一商量，俩人便一起来了。母亲在连队里亲眼目睹战友们在大雨天穿着薄薄的透明雨衣，腰上扎一条草绳出工干活（因为海风大，雨衣经常被风吹起，得扎住），她背着我一直流泪。母亲虽然是家庭妇女，可是她知书达理，写一手很漂亮的字，她曾经告诉我，我的外公因为重男轻女没能让她上中学，这是她一生的遗憾，对于自己的孩子，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她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读书。我初中毕业那年，恰逢家庭变故，没能继续升学，这是她心中的痛。

    母亲和立冬的母亲在连队待了一天，第二天司务长让我们几个坐他买菜的水泥船去松门玩了一天。我们在松门照相馆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作为永远的纪念。

    记忆中兵团里的青春岁月，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从兵团回乡后，我又相继进学校担任民办教师、进厂做统计工作。我的战友们也各自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在各条战线贡献力量。可兵团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却时常在某个冬日的午后，或是某个无尽的深夜，或某个晨光微透的时辰，向我娓娓诉说——那些和青春一起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