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辞秋届，阳光带着喜气，将一张张饱含对未来人生憧憬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千家万户的准大学生及其家长们手中。父老们的思绪随之被触发，纷纷晒出自己少年时亲历亲见的诸如“上书院”“分状元糕”“拜老师”等故事，不但自讲自乐，也逗得旁听的大人、小孩们兴趣盎然。

    读书、戴顶、进学、补廪

    “读书、戴顶、进学、补廪”这四个词说的是清以前学童从蒙学到进县学的过程。自古至今，我国普通人家的幼童在六七岁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令其读书识字，知礼成才。“古之学者必有师”，幼童读书，必先进书院、拜师。“书院”是民间对所有学堂的统称，它的别名很多，如“塾”“庠”“序”“学”等。“家有‘塾’（家族办的书塾），党（500家为党）有‘庠’，术（通遂，25党为遂）有‘序’，国（诸侯封国）有‘学’（国子学）”（《礼记·  学记》）。“塾”是等级、规模最低的“蒙学”（发蒙初始学习的学校）。瑞安人说的“上书院”指的大都是幼童开始读书的家塾，“书院”却是指宋朝以后规模、等级高、名师讲学的非官办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上书院”相当于现在说的“上学”，“上”字还是书面语呢。

    第一天读书，又相当于现今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开学典礼”，是学童们一生的大事，家庭长辈、亲朋戚友，都要送礼庆贺，书塾举行拜师仪式。我国古今对老师都是非常尊重的，认为“天地君亲师为大”。按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上书院”的仪式也有不同，最基本的一般都会由家长陪学童带一块“红毡”（跪垫）和一包“状元糕”到书塾，先向老师叩头跪拜。然后把“状元糕”（就是普通的米糕，希望读好书，将来中状元，取个好名字，“糕”，又谐音“高”，寓意：读书步步高升，不断进步）分给书友（同学）们吃，互相祝贺。然后老师引领学童朗读：“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等课文。初发蒙的当然不懂，只是跟着学，老学童则不但会背，还晓得学童要终生努力学习的道理，使自己成器、成才。

    “戴（方言读如“带”）顶”的顶，指帽子。学童入塾后，帽子的规格变了。可以戴上有帽顶（即在原来婴孩的帽子上面用绳子抽紧后留出直径小半寸的圆孔上缝上一个用红布包扎枣核的小圆球，称“顶”，表示与没有上学的儿童的区别，也暗示将来做官时“乌纱帽”“红缨帽”，统称“顶戴”。

    “进学”，是指升到比学塾高一级的“县学”里求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高中。塾生进到县学，就称为“童生”。但进“县学”要受严格的限制，因为县学的文童生名额，是按本县每年上交政府赋税数额多少来定员的。瑞安县学名额在北宋崇宁元年（1102）起一直只有16名。在塾学学过的学童要经过县令等官员的考试后，成绩最优秀的才能进县学，叫“进学”。一但进了县学，就会得到政府每月六斗米（或四两银子）的补助，亦称“廪”（国家粮库）生。到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于瑞安县人口增加，赋税额也增多了，加上清廷对教育的重视，瑞安县学廪生名额才增至20名，再增加20名“增生”和12名武童生。“增生”可以“进学”，但没有享受补助廪生的待遇，要经过每年的科考、岁考，成绩优秀的才能补充到廪生的行列中去。所以叫“补廪”。廪生每两年通过考试选拔，优秀者可以进朝廷办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里求学，叫“贡生”“国子监生”。国子监生又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上舍生又称“监生”“释褐”（脱去百姓服装），取得相当于“举人”的资格。这时的太学生帽子又可以换成包头巾式的幞头了（幞头是宋代学子的帽式，宋末，上舍法也废除了）。所以说，“读书、戴顶、进学、补廪”，是古代学子上进的阶梯，被人编成口头禅。

    一对一上课，叔侄坐一堂

    堂堂一所全县唯一的县学，自北宋崇宁到清初康熙的六百多年时间内，文童生一直只有16个人坐在讲堂里上课，私家办的私塾，庠、序等学子最多也不过数十人，比现在学校的“小小班”人数还少，而且教材又不相同（因学童进校时间不统一），怎么学呢？是像现在家庭教师的“一对一”式地上课，其他学员在讲堂里自己复习，老师一堂中只叫几名学生。听到的一个人站在老师座位旁边，拿出书（先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老师按顺序一篇篇地点课，教读生字、讲意义。前两书基本上三字一句，不用标点也能读，但《千字文》的课本，是没有标点断句的，就在老师点课时，边教边在学生课本上用红朱笔画圈圈断句，让学生照着圈圈断句读背，会背了再讲意思。这个学生教完了，再换另一个学生。所以既像现在的“一对一”，又像数十年前，两个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复式班”教学。

    老师在讲台上有一条一尺长的木条。如果学生偷懒不会背书或问题答错了，老师就会用这条木条（名叫“板子”“戒尺”）打学生的手心。学生最怕这个“板子”。听说民国时期，瑞安县城有位名师，讲台桌上还放着它，但很少见老师用它，有次真的有个学生调皮又偷懒，老师生气了，叫他来打手心，这名学生伸出手后，见老师咬着牙，瞪着眼，高举起板子，这名学生吓得扭过头不敢看，过了一会儿，觉得手心有一下痒，回头看，原来老师板子举得高，打下去像抚摸一样，很轻，从此再不调皮了，他知道老师很爱他，说打手心，只是做样子吓唬他。这件事一直成为这位老师的“佳话”，那一代瑞安人中很多都听过。

    教室中不同程度的学生都坐在一起，私塾又往往是一个姓家族的学子来读书的，有些老学生当叔叔的也与侄子们坐在一起读书，都称呼“书友”，甚至当老师的辈分比学生低，但是在讲堂里就不比在祠堂了，不讲辈分，只认师生。当“老师”的侄子比“叔叔”大（按“天地君亲师为大”的古训），叔叔也要给侄子叩头呢。例如：林垟的金家，叔叔金嵘轩是环川书塾（后为勤业学堂）的学生，侄子金鸣昌是秀才当塾师，叔叔就要听侄子的教导。

    报喜队·书包

    过去，县府学、贡院均有一支“编外”的报喜队，专门给考中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等学子的家庭送喜报，好像现在给高考生送《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但邮递员不能收红包）那样。

    报喜队用大红纸写上：某某人高中什么科目、第几名等字样，敲锣打鼓送到考中的学子家中，以赚取“劳务费”（《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就写到此事），然后把红纸贴在得中者上间（中堂）的板壁上。如今，个别山区老屋可能还会留着。这样类似的情况，到民国时还在延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定的《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分初等小学堂，学制四年，高等小学堂，学制两年。那时初等小学毕业生，在农村中也算学子了。毕业时学校也发“文凭”（毕业证书），就有报喜队把红榜送到家中张贴，高小毕业、初中、高中毕业生，在一乡一镇，也都是比较稀罕的，报喜队都会抓住机会送喜报赚“利市钱”（现在叫红包）。

    学童们上学要带书本、文具，现在的学生把书本、文具装在书包里随身背着，但在清朝时，在私塾读书的学子，书、文具是放在“考篮儿”（七八寸长，五六寸阔，四五寸高，四角稍圆，上面有盖的竹编）里。当然，“考篮儿”也有等级，竹条细，里面有屉，外面加油漆，当然更精致了。民国时，都用青蓝粗布，人工缝成袋子，再缝上带子，斜背在身上，也算顶神气的。后来洋布进口多了，买一块两尺多见方鲜青、鲜灰色洋布，一个角缝上一尺多长的带子，带子另一端系着一枚铜钱，用来包书，平时一只手捧着上学，算是很新式的。改革开放后流行双肩包，每学期外婆、舅父都要给换新的，父老们看见，总会啧啧赞叹：“当今的学堂生命真好。”

    往日的学子如果到县学里进学，一般用“书笼”装衣服，文具（长尺五，阔一尺多，高两尺许，竹编的，旁边有棕绳，可与铺盖成一担），自己或家人挑进城去。而现在，上中学、大学的青年学子，推着装有四个小轮子的漂亮行李箱，肩负家庭和国家的重任，乘飞机或坐动车、汽车到学校读书，过去的状元骑马，怎么能比得上？有位老人说得好：“这就叫新时代浪漫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