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将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推入血和火的深渊。在此民族生死存亡之机，社会千年大变局之时，在我国东南之隅，一个学派强势崛起，那就是晚清瑞安学派。
晚清瑞安学派是指在儒学范围内，形成于晚清、传承于民国，以瑞安籍学者为主体，孙衣言、孙诒让为代表，经世致用、务实求新的地缘学风为纽带的学术群体。
漫漫创建路
咸丰四年（1854），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孙衣言，“尝与方闻之士论当时门户之弊，谓欲通其区畛，莫如以永嘉之学”。此后至同治二年（1863），嘉兴名士钱泰吉在《逊学斋文集序》中曰：“吾浙之学，犹有永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希望衣言“推广而昌明之”，这也使他下定决心，开始重振永嘉之学的漫漫之路。重振永嘉之学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创建晚清瑞安学派的过程。
南宋永嘉之学至元、明而微，诸先生著作散佚殆尽。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孙衣言在弟锵鸣、子诒让的协助下，多方搜罗乡贤遗著45种，亲自校勘43种，刊出《永嘉丛书》15种，使永嘉之学的主要著作得到一次全面的整理和重印。与此同时，他在瑞安兴建玉海楼，藏有历年搜罗的图书八九万卷，为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据孙延钊1935年所编的《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温州乡贤先哲遗著目录》，总计462种，包括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许启畴学术著作33种。这些为创建晚清瑞安学派奠定了学术文献的基础。
从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十二年（1886），孙衣言历时18年，写成巨著《瓯海轶闻》58卷，总结了永嘉之学的诞生、发展和传承的全过程。他还提出了盛衰治乱无不因乎学术，要全面理解永嘉之学“竞御物欲”和“弥纶世变”思想，用永嘉之学兼治汉学、宋学两者之弊，永嘉之学的源头在胡瑗，要重视郑伯熊的作用等观点，言人之未言，发人之未发。而且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在自己漫长的从政路上，努力践行永嘉之学的经世致用优良学风，受到世人的好评。这些又为创建晚清瑞安学派奠定了思想基础。
创建晚清瑞安学派，人才是关键。光绪元年（1875），孙衣言创办“诒善祠塾”，“聚乡里英才而讲授之”。27年间，培育了黄体芳、孙诒让、黄绍箕、黄绍第、宋恕、金稚莲、洪炳文、池志澂、项芳兰等数十人的诒善祠塾学群。与此同时，孙锵鸣、孙衣言还在玉尺书院授课，培育了陈虬、杨晨、孙诒燕、陈黻宸、洪锦标、胡调元、陈祖绶、王岳崧等数十人的玉尺书院学群。同治十一年（1872），许启畴等创办心兰书社，这是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21年间通过努力自学、互相交流的方式培育了何迪启、陈葆善等数十人的心兰书社学群。所有这些，为创建晚清瑞安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瑞安学派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惊艳崛起时
光绪十四年（1888），孙诒让完成《古籀拾遗》，标志着晚清瑞安学派的第二代开始崛起。孙诒让、黄绍箕、陈虬、宋恕、陈黻宸、洪炳文、金鸣昌、刘绍宽、黄庆澄、池志澂、黄绍第、项崧、陈葆善、张棡、杨绍廉、郭凤鸣等人，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维新运动中大放异彩，为我国学术界、思想界所注目。
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著有学术著作166种。其中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使千年绝学成为近代显学，先后有6个出版社7次印刷；《周礼正义》集历代研究之大成，为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周礼》研究成果；《古籀拾遗》《古籀余论》证正前人对金文考释的错误，代表清代古文字研究最高水平；《名原》在我国首次综合甲骨、金文、籀文、篆文研究汉字结构及形体变化规律；《契文举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甲骨文专著；《温州经籍志》是我国清代目录学最有成就的著作。黄绍箕的《中国教育史》是全国首部断代教育史。陈虬的《治平通议》、宋恕的《六斋卑议》是我国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作之一；陈虬的《蛰庐诊录》是我国中医学的重要著作，收入多部医书；《利济教经》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自编新式公共教科书。宋恕的“阳儒阴法”说是我国最早批判汉宋儒学的理论。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是我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诸子哲学》《诸子通义》等是我国诸子学的先驱之作。洪炳文的《芙蓉孽》《电球游》分别是我国禁毒剧和科幻剧的开山之作。陈葆善的《燥气总论》《白喉条辩》是我国中医学的重要著作，收入多部医书。刘绍宽的《厚庄日记》、张棡的《杜隐园日记》分别为近代浙南三大日记之一。
在社会实践方面，陈虬等人创办全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瑞安利济医学堂，全国最早的医学杂志——利济学堂报；孙诒让等人创办全国最早的地方新式算学堂之一——瑞安算学书院，全国最早的化学专科学校——瑞平化学堂，全国最早的蚕桑学堂——永嘉蚕学馆，全国较早的一批师范学校之一——温州师范学校；黄庆澄创办全国最早的算学报刊、也是全国最早的科技报刊——《算学报》，全国最早的史学报刊——《史学报》；黄绍箕等创办全国最早的地方教育管理机构——湖北省学务处，主持制定全国最早的乡土志编纂准则——《乡土志例目》。孙诒让的地方办学，使之成为晚清时期全国地方办学最具代表人物之一；洪炳文的戏曲创作，使之成为我国近代戏曲创作最高成就的剧作家之一。
晚清瑞安学派的崛起，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函》中说：“陈君介石（黻宸）、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肯定陈黻宸的文史自成一派。
1926年，平阳学者刘绍宽在《籀园笔记》中写道：“吾乡自太仆（孙衣言）后，科甲蝉联而起，文风远胜于前，不可谓非其倡导之功。至今新学盛行，而后进蔚起，尚能承其遗绪者，惟瑞安为最。”
1932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损在《送黄生董生南归序》中指出，孙衣言、宋恕、陈虬、金晦、陈黻宸、陈侠等数君子，“后先连踵并起，论其所就，与陈氏（傅良）、叶氏（适）岂有间哉！”
1936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浴日楼诗文稿·序》中说，孙希旦、孙衣言、孙诒让、黄绍箕、宋恕、陈黻宸等，“皆卓然自成一家。清之有瑞安，一如宋之有永嘉，为异军特起者也”，并称其为“瑞安学派”。
2013年3月，湖北学者王晓清《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指出：“所谓籀膏（庼）学派是以孙诒让为学术核心人物，以瑞安地缘学风为特性的学术群体。”“就中国学术发端而言，籀膏（庼）学派影响之大，持续之久，聚集学者之多，为同时代、同类型、同地域的其他学人群体所无法比拟。”
2015年，贵州学者刘思文、孙泽仙在《黄绍箕交游考略》中也提到：黄绍箕“是‘瑞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黄绍箕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人生、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认识其在‘瑞安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晚清民初维新思潮的影响”。
2022年9月，杭州学者王宇在“永嘉学派前沿论坛”上发言说：“以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为代表的一批晚清知识群体的努力下，在晚清掀起了复兴永嘉学派的高潮，由于这次近代复兴，永嘉学派的文化基因被人为地激活了，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瑞安学者池源瀚、陈镇波，温州学者胡珠生、俞雄、洪振宁、潘忠强等在各自的著述中，也都高度评价了晚清瑞安学派的崛起。
源源传承流
民国六年（1917），陈怀任北京大学教授，标志着晚清瑞安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开始登上学术讲台。其时中国学术正处在新旧交替、翻天覆地的时代，他们形成了北京大学温州学派群（陈怀、林损、马叙伦、伦明、林尹等人），瓯风社群（夏承焘、孙延钊、俞春如、宋慈抱、李孟楚、梅冷生、陈准、陈谧等人）和瑞安中学群（薛钟斗、李笠、王孝通、周予同、董朴垞、邹梦禅、戴家祥、王季思、孙正容、缪天瑞等人）。
他们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努力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形成，撰有著述268种，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陈怀的《清史要略》《中国近百年史要》分别是我国清史学科和近代史学科奠基之作。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对许慎的《说文解字》作全面的增补校证，是我国文字学的巨著；《老子校诂》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后4家出版社5次印刷；《庄子义证》亦为学术界所重。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先后被5家出版社6次印刷。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是全国首部声韵学教科书，有3家出版社7次印刷；《中华学术思想大纲》先后被5家出版社7次印刷；《周礼今注今译》有2家出版社6次印刷；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为当时国内古今中文辞书中最完整的一部辞书，从1973年至1980年已出5版。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是我国首部商业通史，被誉为民国珍本之一。《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是我国经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是迄今收集金文最多的一部字典，体现了迄今最高的古籀字研究水平。孙正容的《高中本国史》是当时最畅销的历史教科书之一，先后再版印刷10余次。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震动国内外学术界，先后有5家出版社出版该书；《白石歌曲旁谱辨》破译了宋以后词的乐谱失传的“绝学”，为词乐研究百年来的重大突破；《唐宋词欣赏》深受读者欢迎，先后被3家出版社7次印刷。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学术水平超过流行三百年的金圣叹批点本，数十年间先后6版、印刷100多万册；《关汉卿和他的杂剧》是历史上首次对其很高评价的著述，促使其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缪天瑞的《律学》创立了中国现代律学学科；他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词典》等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翻译的给丘斯《音乐的构成》等系列音乐理论著作是我国音乐专业教育最早教科书，影响几代音乐人。
在社会实践方面，伦明创办全国藏书最为完善的古书店之一——“通学斋”；他对续修《四库全书》的研究，使之成为最早推动续修《四库全书》的先驱之一。王季思对戏曲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最早推动戏曲这一“俗文化”登上大雅之堂的学者之一……
晚清瑞安学派第三代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2000年11月，台湾著名学者陈新雄在主持“孙诒让学术国际研讨会”上说：“林尹幼承庭训，得父亲林辛、尤其是得仲父林损的庭训，又得‘温州维新三先生’宋恕、陈黻宸等学术的再传以及朴学大师孙诒让等名家的影响，并上追宋代永嘉学派陈傅良、叶适诸儒的衣钵。‘瑞安之学’便由林尹教授于1950年代后在台湾继续传承发扬。”2005年7月，瑞安学者余振棠在《李笠与瑞中》中说：“这些人，与李笠一样都是瑞中学生或在瑞中工作过，都从事古文字学及训诂、考据之学的研究。他们都私淑孙诒让，受孙诒让的朴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他们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我想在这里大胆地提出建议，不妨称之为以孙诒让为创始人的‘瑞中学派’或‘瑞安学派’吧。”高度评价了晚清瑞安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
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群体之一
南宋永嘉学派和晚清瑞安学派是瑞安、乃至温州四五千年历史上两次文化高峰，也是两个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在政治上，它们对内都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都反抗外来侵略，救亡图存；在经济上，它们都反对重农抑商，主张通商惠工，发展商品经济；在文化上，它们的学术思想都重视历史和制度研究，通过考求历代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来寻找强国之道，它们的学风都主张学以致用，强调忧世，注重研究现实问题。
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晚清瑞安学派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在政治上它主张对社会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上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发展各种新兴的实业；在文化上它的学术思想主张学习西学，改造国学，它的学风更加注重实效，敢为人先，从而取得了更多、高水平、接地气的成果。
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晚清瑞安学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致力于对儒、释、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创造性地中西结合，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们是站在当时中华文化的高峰，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群体之一。
研究晚清瑞安学派可以为当前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提供有益的借鉴，先贤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经世致用、务实求新的学风，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