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秋生 魏茴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泛着泥土香。”这是电影《春苗》主题歌中的两句歌词。《春苗》是著名导演谢晋1975年执导的电影，讲述的是江南某大队妇女队长田春苗响应毛主席号召，刻苦学习医学知识，成为“赤脚医生”为乡亲治病的故事。
“赤脚医生”是个特定的称谓，从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一文开始风靡神州大地，到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国家卫生部通知《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前后共历时17年。
近日，笔者一行在马屿镇高岙村文化礼堂，与来自原马屿区篁社、大南和梅屿3个公社的5名“赤脚医生”进行座谈，追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奉献青春、治病救人、守护农村农民身体健康的人生历程。
想当“赤脚医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十分匮乏，医疗人才更是紧缺，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马屿区地处瑞安西南，远离县城，山多耕地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难，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突出。如伤风感冒、沙眼、肠道疾病、疖子、脓肿和小外伤等常见疾病，都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农民迫切需要一种扎根农村，简便、有效、不误工时、花钱少的医疗服务。
国家提出大办农村医疗，推广“赤脚医生”的号召，如春风沐浴着马屿农村，荡漾在农民心田。当时，马屿区党委政府顺势而为，规定从1968年年底开始，区属10个公社尽快落实每个生产大队必须要有1名“赤脚医生”的要求，并明确“赤脚医生”半医半农，以医为主，农田干活为辅，没有工资，没有补贴，报酬按生产队十足劳力工分计算，若有余力再参加生产队劳动，工分另外加计。
“赤脚医生”挑选对象为以下三类人员：一是医学世家子女。凡长辈长期从医的直系亲属子女，有意向的可优先考虑；二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高初中毕业生；三是自学了医学知识，懂点医术的人。
三类人员统一向生产队报名，由大队研究、提名，报公社同意后，统一组织到医疗机构进行3至6个月的业务培训，结束后，经公社卫生院（保健站）认可，可上岗履行“赤脚医生”职责。
徐良旺，今年67岁，个头不高，身板结实，系原大南公社下徐大队的“赤脚医生”。回忆起当年被大队推荐为“赤脚医生”的事，他显得很兴奋。“我们大队有13个生产队，也就是有13个自然村，都散布在圣井山上。尽管‘赤脚医生’是个计工分的活，可想当的人还很多。听说，当时大队里有好几个人选，因我是高中毕业生，所以选了我。”他说，“之后，我到马屿区医院（现瑞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培训了3个月，回来就被大南公社卫生院认可了。”
1947年出生的陈希柱也讲了自己当“赤脚医生”的经过：“我16岁时被家里送到位于江溪公社大坑大队的瑞安医教小分队学习，一共学了两年半时间，结束后，在篁社公社高岙大队开了个小诊所，给社员看病。1968年底，大队干部问我愿不愿当‘赤脚医生’，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小诊所改名卫生室，以前靠收点药费过日子，从此被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今年71岁的张振田个子高高，是原梅屿公社柴上大队的“赤脚医生”，现在柴桥头村开诊所，因诊所事多，当天没参加座谈会。笔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给两个村民看病。说起当“赤脚医生”的经历，他说：“我初中刚毕业，就向大队要求当‘赤脚医生’，他们说我年小，不予考虑，我就三番五次去磨，磨着磨着也就同意了。当然培训等流程，后来都‘走’了。”
《马屿镇志》（待出版）记载，截至1969年12月，马屿区10个公社178个生产大队共有“赤脚医生”200名，实现了每个大队配备1名“赤脚医生”的目标。到了1980年，区内“赤脚医生”人数增至279名，近半数的生产大队卫生室有2名医生在值守。
“赤脚医生”到岗后，各个生产大队都为他们建立了大小不一的卫生室，配备了一些最基本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赤脚医生”还就地取材，在附近山上或田园中采集部分中草药，在大致具备了基本工作条件后，医生们开始给社员看病。
一根针，一把草
背着药箱泥路上跑
当年，有人说“赤脚医生”是：“一只药箱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一顶草帽两脚泥。”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生动，大致勾勒出了“赤脚医生”的工作生活状况。
他们亦医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看病，白天务农，晚上行医。卫生室坐诊，望闻问切，开方下药。外出巡诊看病，头戴草帽，身背药箱，跋涉于乡村小道、田间地头、山路陡坡。同时，还要防范流行疾病，宣传卫生常识等。他们凭借着一根银针和一把草药，以及一颗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仁心，托起农民兄弟的身体健康。
卫生室坐诊。这是“赤脚医生”的第一项任务，也是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据了解，“赤脚医生”大约将七成的精力用在这里。那时，农村比较贫穷落后，农民患病率也较高，虽然病情不太严重，但也需要治疗，所以来卫生室看病的人并不少。当时农村的常见病主要有：伤风、咳嗽、感冒、中暑和普通外伤等。卫生室诊病也很简单，患者说，医者听，号号脉，听听心跳，张开嘴巴看一看，然后开方给药，快的3分钟，慢的也就20分钟。没有挂号、排队等候、缴费等环节。社员出了卫生室，回家吃点药，喝点开水，病也就好了。徐良旺在座谈会上说到：“下徐大队卫生室有7平方米，考虑社员都在山上，自然村又多，药品备得多些。抗生素类、磺胺类、急救类、皮质激素和外伤药基本都有。可以满足山上社员治疗所需，小病、常见病在卫生室都解决得了。”
陈希柱还记得：“1972年夏天‘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时节，大队社员陈某某在割稻时中暑，农友把他背到卫生室时，满脸通红，呼吸困难，体温41.5度。我立即给他刮痧，薄荷沾白酒冷敷，挂吊瓶，两个小时就恢复了。”
当然，也会碰到一些特殊情况，那就考验“赤脚医生”的医术和临机处置能力了。张振田说：“有一次，大队里一妇女打青霉素，隔天来打时，告诉医生皮试做过了，医生因为忙，没细问，就直接推了针。妇女回家后，出现小便困难，头昏眼花，人站不住，脉搏微弱。我赶过去救治，给打了肾上腺素，稍好些，马上送马屿区医院抢救，后转危为安。”
外出行医。农村中常有一些年大体弱的老人、行动不便的病人、小孩和因故走不开的患者，需要“赤脚医生”上门诊治。路近、路况好、白天、病简单的都好办，麻烦的是一些路途遥远的、需翻山越岭的，或夜里发病的，遇上台风天的，这些就很考验“赤脚医生”的职业操守。座谈会上，笔者问他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听到的是异口同声的回答：“人命关天，天大的困难都要克服！”他们是这么说的，现实生活中也是这么做的。原梅屿公社柴上大队“赤脚医生”温兴者，讲述了一件他亲历的事：“一次，梅岭头山上一位老人，夜里发病，得的是胆囊炎，腹痛，在床上打滚。我被叫醒后，随来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上赶。由于走得太急，在半路上摔了一跤。半小时后到达患者家中，打针用药后，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我回来时，天已经亮了。”
张振田医生讲了一件事。1984年，社员郑某某，因夫妻闹矛盾喝了农药，不省人事。他到后，喝药者呕吐不止，大汗淋漓，在他敲液体瓶准备注射时，病人脉搏骤停，情况危急，家人开始哭哭啼啼。他拉开众人，没有犹豫，立刻注射静脉，压胸恢复心跳，病情稍许稳定后，用担架送往马屿区医院救治，由于抢救及时，保住了郑某某性命。
曹村公社许岙大队一妇女，挑豆腐到大南公社下徐大队附近售卖，走路不小心，在曹徐山道边的峭壁处掉下，生命垂危。徐良旺医生听到消息，两脚当三脚，山路当平路，飞一般地赶往出事地点。心肺复苏、打肾上腺素，一套救治措施下来，自己几近累瘫。尽管大家很努力，但终因伤者伤势过重，还是没救活。对此，徐医生至今都深感内疚。
流行疾病防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曾出现过几种大的流行病，如霍乱、破伤风、流感和乙脑等。这些病来势凶、传播快、影响范围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农村防治流行病，“赤脚医生”也是主力军。他们经常被公社卫生管理部门召集参与防控行动。每当这个时候，“赤脚医生”的工作量就会大大增加。打预防针、配发药品、宣传预防知识，经常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睡觉也不安稳。如1975年农村流行霍乱，篁社公社把19名“赤脚医生”组织在一起，3人一组包村打预防针。陈希柱医生这一组，负责协山、马岙和河岙底3个大队，光打预防针就忙了20天。梅屿公社组织“赤脚医生”参加巡诊和救治。江溪公社则给“赤脚医生”下达信息报告任务，每天向公社预防机构报告本大队发病情况。曹村公社给“赤脚医生”的任务是，守土有责，当好自己大队的“守门员”，严防流行病大面积发生。“赤脚医生”作为流行病防治的重要力量，经常战斗在一线，发挥着巨大作用。
农民看病既方便又省钱
寿命不断延长
279名“赤脚医生”活跃在马屿田间地头，大大地解决或缓解了农民缺医少药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农村人的健康状况得到持续改善，寿命在不断延长。
小病不出村，买药在跟前，社员看病治病方便了。大队卫生室建在村中，医生也是本大队人，社员要看病，出了家门没几步就到卫生室。从前一些小病、慢性病能忍就忍，能熬就熬，是因为路途远，看病不方便。现在不同了，随时可以看大夫抓药治疗。即使在田间地头劳动，不小心中了暑，或是在行走的路上突然晕倒，也都无妨，喊一声，医生就到了。刮痧、针灸、打针、吃药，现场就治了，又方便又快捷。
不过，看病便捷只是个节省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把病看好，这就需要医生良好的医术作保障了。“赤脚医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刻苦学习医学知识，苦练救治技术。采访中，很多“赤脚医生”告诉笔者，他们为练针灸技法，先在纸上练，再在自己身上扎。一根长针扎进肉体，快速旋转进针，体会麻、沉、胀的感觉，一次又一次，不断变换试针部位，不断摸索针灸效果。由于对医术精益求精，使得他们治病能力日渐进步，能凭借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和娴熟的医术，又快又好地把社员各种常见疾病治好。
大大节省开支费用。“赤脚医生”制度没实施前，社员到大医院看病要出交通费、挂号费、药费、住院费等。农民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手术台一上，一年活白干。”有了“赤脚医生”后，看病省钱多了。据了解，当年农民得感冒、咳嗽，到大医院得花十来块钱，而在大队卫生室费用大约为2角钱，这个钱还主要是花在外购药品费用上的。
“赤脚医生”看病费用低，奥秘在于他们坚持了“治病靠银针，药物山里找”的治病原则，他们能用银针治的病，就不用药，能用草药替代的就不用西药。马屿境内山多，草药多，“赤脚医生”就经常到圣井山、五云山、马岙山、万盘尖等山上采集药材。白毛虎、小青、车前草、蒲公英、金钱草、鱼腥草、生毛茛、马鞭草、马齿苋等，都是他们眼中的好药。他们还总结了“三土三自”治病省钱法：土医、土药、土办法；自种、自采、自制。这些好办法都用起来，自然使得医疗成本大大降低，看病费用也就少了。
农民健康指数上升了。由于“赤脚医生”制度的落实，农村中常见病、慢性病得到有效治疗，流行病也得到较好控制，加上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指数也在上升。据《马屿镇志》记载，在1949年前，马屿境内人均寿命为36岁，到1985年上升为68.97岁，其中男性为66.96岁，女性为70.98岁。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1985年的29.9/10万。
“赤脚医生”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告别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昔日风华正茂的小伙、姑娘如今已染上岁月的风霜，他们的身影渐渐淡入记忆的远方，只留下背影在时光的长廊里轻轻回响。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农村的面貌换上了日新月异的新装，然而，在这辉煌变迁之中，让我们铭记心间的是——“赤脚医生”这一群体，他们曾以赤诚之心与坚实步伐，为农村基层医疗事业的基石铺设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之路。这份力量与奉献，如同星辰般璀璨，永远照亮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未来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