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秋生 陈仁山
近日，吴百亨故居改造提升工程，让吴百亨（1894—1973）这位有“中国乳品工业创始人”和“温州近代工业奠基人”之称的实业家重回人们的视野。只是，瑞安人在谈及他于1926年创办的百好乳品厂及“擒雕”牌炼乳时，却鲜少提到，他作为创始人之一，于1939年创办了温州蛋品厂（即后来的瑞安远东蛋品厂。因该厂八易其名，除需要特别注明的，为便于阅读，下文统一用“远东蛋品厂”这最广为人知的厂名）。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长河里，在瑞安人的心目中，远东蛋品厂是可比肩百好乳品厂的瑞安民族工业代表性企业，该厂生产的“和平牌”蛋品和“梅林牌”（做内销后改为“工农牌”）罐头，享有“放心食品、免检出口”的崇高荣誉，而作为国家轻工部出口定点企业，它还一直是瑞安创汇第一大户。
1996年，它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近日，笔者穿梭于温州与瑞安之间，寻访远东蛋品厂的老职工，一起追忆那渐行渐远的企业传奇，重现昔日生产的繁忙景象，并深入探究其隐入尘烟之谜。随着记忆的闸门缓缓开启，远东蛋品厂的兴衰历程如画卷般铺陈开来……
远东蛋品厂的
“曾用名”和创办人
在翻阅远东蛋品厂的故事前，得先说说它的“曾用名”。该厂在58年的存续期内，曾用过8个厂名。如果没能捋清这一脉络，可能会影响阅读下文。
1939年企业创办伊始，取名“温州蛋品厂”；不久，改称“温州蛋粉制造厂”；1947年更名“瑞安远东蛋品厂”；1954年10月改称“公私合营远东蛋品厂”；1968年改称“地方国营瑞安远东蛋品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改名“瑞安蛋品厂”；1979年9月25日，瑞革（79）196号文件批准，改名“浙江省瑞安远东蛋品厂”；1989年改名“瑞安远东罐头厂”，至1996年改制为非公企业，谢幕退场。
易名过程中出现的“远东”二字，是因为这是一个出口企业，对西方而言，厂名中带有“远东”，似乎叫得更响一点！
远东蛋品厂在瑞安本土叫得响，但关于创办人，许多人却知之甚少。
民国《瑞安县志》上有124字的文字记载：“蛋粉制造厂，在仙降区乔里，民国二十八年永嘉翁来科等创设，资本额二十万元，流动资金六十万元，内分总务、会计、制造、进货、仓库五股，职员二十人，技工四十六人，男长工二十人，临时工一百二十人，女工一百五十人，二十九年遭日机轰炸，业务停顿，三十五年建议复兴。”查《瑞安地名志》，当时飞云镇归辖仙降区，乔里即后来的桥里村。
这段文字，在温州市档案馆相关资料中，及电视剧《吴百亨》中可得到印证。温州市档案馆“吴百亨专题档案”中明确记载，吴百亨是温州蛋品厂创始人之一，企业由多人合资创办。1985年温州电视台拍摄的六集电视剧《吴百亨》，详细介绍了温州商界大亨、温州首富吴百亨，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创办了众多民族工业企业，如1926年创办百好乳品厂、西山造纸厂，1939年创办温州蛋品厂、西山瓷器厂等。
至于其他合资创办者，现在找不到实证。不过，笔者在温州档案馆“吴百亨专项档案”中看到，吴百亨、翁来科两人与“温州商界三杰”来往密切，且经常合伙投资，如西山造纸厂、西山瓷器厂、五马街大药房、瓯海医院（现温一医）等。这“三杰”包括：徐寄庼（1882—1956），鹿城人，上海商会会长，曾担任上海、江苏多家银行董事长；周守良（1892—1947），鹿城人，中国实业银行（行址在上海）常务董事兼经理；黄溯初（1883—1945），平阳县人，温州近代实业家。这五人是温州近代民族工业倡导者和实践者，五人志趣相同，合作密切，极有可能是远东蛋品厂的合伙人。
佐证这一观点的，还有一个实例。远东蛋品厂开办不久，从江苏、上海请来了31名技术骨干来厂工作。如果资方没有上海、江苏的社会活动背景，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请到这些人的。而当时的温州，唯有徐寄庼、周守良这些商界大佬具备条件。
眼光独到选址桥里
每年出口产品30吨至50吨
当年这些温州的商界大佬办厂，怎么会选址瑞安，且还是仙降区桥里村（现飞云街道远东路9号）？
黄修荣今年75岁，他1982年2月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入该厂，1987年任副厂长，后任瑞安远东罐头厂厂长。据他分析，蛋品厂选址于此，主要考虑原材料供应和运输安全。
桥里村位于瑞平平原的北面，东南西三面纵深长，村庄连片，鸡多蛋多，原料有保障。厂旁有一条桥里河，河宽近3米，水深1.5米，直通瑞平塘河水系，在当时包装条件简陋的情况下，鸡蛋运输走水路最为安全便捷。另外，蛋品厂需用地46亩左右，桥里村人少地多。“所以，他们把厂子建在了这里。”黄修荣说。
据悉，远东蛋品厂最初占地面积31249平方米，建筑面积21298平方米。1988年，又从桥里村征地3.9亩，修建家属厂和配套设施，占地面积扩至37900平方米，厂房增至23298平方米。
1974年之前，工厂设有打蛋、蛋白、飞黄、白铁和动力5个车间。主要生产蛋白片、蛋黄粉、全蛋粉三种产品，统一使用“和平牌”商标，主供出口。由于管理严格，质量到位，产品一直被予以免检出口。
沈桂香，1945年生，杭州人，浙江农业大学毕业，1970年与同学兼丈夫潘正中一起被分配到远东厂蛋品厂工作，后担任厂技术科科长。据她介绍，当时的蛋品制作技术主要来自江苏淮阴的技术人员周浩贤、周浩铭等，鸡蛋在打蛋车间被敲碎后，分成蛋白和蛋黄，分别被送至蛋白车间和飞黄车间。蛋白需要经过十几个小时发酵，然后脱糖、脱脂，再送去烘焙，制成蛋白片。成品蛋白片，薄薄的，半透明，广泛用于航空、陶瓷和皮革领域；蛋黄在飞黄车间加温到一定温度，喷入不锈钢大罐中，过漏斗，制成蛋黄粉，用于调色和制作蛋糕、蛋羹等；全蛋粉相对简单，蛋白蛋黄混在一起加工成品即可，主要用于食品加工等。
宋维远，今年92岁，《瑞安市志》主编，平阳万全人，初中在瑞安中学就读，远东蛋品厂是他回家、返校的必经之路。据他描述，当时，远东蛋品厂生产时散发的香味，很远都可以闻到。“我很好奇，就想进去看看。那时候，工厂对路人进厂参观不作限制，我进去过好几次。”宋维远说，他曾在一个车间看到20多名妇女、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双手忙碌，快速处理蛋清蛋黄的情景。“鸡蛋壳在厂外堆积如山，隔些天就有人开船过来运走。至于用途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据了解，远东蛋品厂的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年消耗鸡蛋300吨至500吨，一般10公斤鸡蛋出1公斤产品，每年出口量在30吨至50吨之间。这也是该厂发展史上第一个春天。
改造加转产
远东蛋品厂的两次“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工业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前者没收，后者赎买。
1949年5月10日，瑞安和平解放，瑞安县人民政府接收了远东蛋品厂、百好乳品厂和棉织厂等企业。《瑞安市志》记载，1950年初开始，远东蛋品厂暂时关闭停产，1952年恢复生产。1954年9月2日，国家发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当年10月，瑞安县人民政府派工作组进驻远东蛋品厂，对该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私人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即对资本家采取赎买政策，将资产评估作价，按年息五厘标准，规定年限分付给资产所有者，而企业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企业交由国家派出的干部管理，资本家除了拿年息外，不再行使经营管理权。
改造工作当年完成，远东蛋品厂获得新生。
新的时代，新的劳资关系，工人们扬眉吐气，干劲倍增，企业生产蒸蒸日上，鸡蛋消耗量逐年上升，1961年增至600吨。
由于本地鸡蛋供应不足，厂里有30%的实际生产能力放空，工人们经常被抽调去支援瑞安岑岐糖厂运送甘蔗等。《瑞安市志》记载，1963年，远东蛋品厂成为瑞安县唯一的“浙江省五好企业”。由于金华、绍兴、衢州、台州等周边地区纷纷办起蛋品厂，鸡蛋原料供不应求。
1967年开始，远东蛋品厂从江苏省购买鸡蛋。鸡蛋从上海十六铺码头装船，走海路，到温州安澜亭码头上岸，再用汽车运回厂。鸡蛋千里辗转，采购人员一路提心吊胆，来回一趟，心累力乏，但为了企业生存，他们无怨无悔。
1971年，上海益民食品一、二厂扩能增量，江苏的鸡蛋被上海益民截收，远东蛋品厂生产难以为继。为开辟新路，厂里决定试产食品罐头。
潘正中，温州龙湾人，今年80岁，浙江农业大学果蔬专业毕业，与妻子沈桂香一起，于1970年被分配到远东蛋品厂工作，是该厂屈指可数的大学生。1972年2月，他开始动手种植蘑菇，并制成12瓶罐头，送到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请他们做质量检验，并要求给出口指标。由于罐头质量好，省公司从当年出口指标中调剂出20吨交给厂里生产，厂里给罐头注册了“梅林牌”商标。远东蛋品厂从此迈开了罐头生产的步子。
1973年，在适量生产鸡蛋产品的同时，该厂大量购进瑞安、平阳、文成、瓯海等地的蘑菇，当年蘑菇罐头出口量达260吨。1974年底，厂里决定停止蛋品生产，转产果蔬罐头，把原来生产蛋品的5个车间重组，设空罐、实罐、包装、综合、机修和动力6个车间。增设农务科，抽调精兵强将，从事原材料导种、监管和采收工作。远东蛋品厂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
开足马力生产果蔬罐头
远东蛋品厂迎来第二春
1975年，是远东蛋品厂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年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启，由此企业也迎来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农务科，1名科长，7名副科长，固定职工60人，长期雇用工200人，总人数268人。这么大的一个科，着实让厂内和厂外的人侧目，大家开玩笑称它是“天下第一科”。潘正中1979年以厂党委副书记名义兼任科长，1993年卸兼，主持农务科工作14年。“我们科这些人，大多数同志分驻在3个县41区60个技术辅导组、果蔬收购组里，指导农民种植蘑菇、番茄、青刀豆、芦笋、朝鲜蓟、马蹄笋、黄桃等果蔬，跟踪果蔬生长，解决各类问题，并采购回厂。”他告诉笔者，"科领导一年360天，约有200天泡在这两个组里，时间一长，人晒得很黑，皮肤粗糙，工友们戏称我们为‘乡下人’，喊我们为‘农民伯伯’。”
据潘正中介绍，那个年代，果蔬生产还没进入工厂化时代，要按季节种，按时令收，所以，农务科只能根据果蔬应季时序，有计划地指导辖区农民种植生产，以保证企业一年都有原材料供应。西方人喜欢吃蘑菇罐头，出口量大，本地又适种，每年10月到来年5月是盛产期，蘑菇可保证企业半年生产。除此之外，4月份抓黄桃，制作黄桃罐头，5月、6月、7月组织青刀豆、芦笋、杨梅、马蹄笋和朝鲜蓟等蔬菜生产收购，8月、9月种采番茄等。通过努力，保证了工厂月月有原料，月月在生产。
1966年出生的蔡桂平，1982年进远东蛋品厂当工人，1992年离厂自办企业。他向笔者讲述当年车间生产情况：“6个车间中，空罐车间，负责制作不同规格的铁罐。上海采购来的马口铁，在本车间加工成850、425、284、184、567、425、312等十几种空罐，交给实罐车间灌装，数字代表罐头容量。玻璃瓶容易购买得到，所以厂里不制作；实罐车间是工厂生产‘主力兵团’，两幢厂房，工作面积近4000平方米，房子现在仍在，只是出租给了平阳县一家塑料企业作仓库。这房子20米高、15米宽、200米长，大开间，很有气势，站立其中，遥想当年160名工人围在流水工作台前忙碌的样子，该是何等的壮观！这个车间的任务是把本车间加工过的材料装入罐中，送到保暖间杀菌，保暖间温度控制在21℃至25℃，装好的罐头在此停留7天，时间到，剔除腐败暴罐的次品，正品送去包装车间打包；综合车间，主要在夏天生产棒冰、汽水和饮料，在厂里只是个配角。”
据了解，空罐车间4条半自动生产线为国产设备，实罐车间生产线设备由德国苏德罗尼克进口。根据瑞安市档案馆提供的“远东蛋品厂1981年1月10日统计表”显示：1980年，远东蛋品厂全年生产各种罐头1175吨，工业总产值690.49万元，全厂职工671人，全年工资总额为569078元。
具体到工人，黄修荣提供的工资表显示：1977年4月1日发放工资，供销科16人，最高工资68元，最低工资52元；蘑菇验收16人，最高60.84元，最低37元；1991年3月10日工人工资表，厂部6人，最高工资195.5元，最低工资138.10元。空罐车间16人，最高工资139.60元，最低工资102.50元。蛋品厂还发加班补贴费，1984年12月29日的发放情况是：厂部7人，补贴从92.34元到40元不等；动力钳工8人，补贴从35.14元到12.33元不等。
《瑞安市志》记载，1980年至1989年是该厂最辉煌的时期，罐头总产量达到3.3万吨，80.9%出口美国和加拿大，出口创汇2908万美元，实现利税675万元人民币，累计向果蔬种植点投放收购原料资金9362万元，为农村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4次被温州市政府评为“先进单位”，获“浙江省出口创汇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订单是企业的“王道”。拿出口订单，既靠产品质量，也靠采购人员不懈努力。远东厂蛋品和罐头长期免检，订单能否到手，就看采购员本事了。虞格利今年71岁，他1980年开始在远东蛋品厂当采购员，后来任副厂长兼供销科长。“一年中，我有7个月在上海和杭州，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采购是美差，东遛西逛，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说，“浙江有11个罐头厂，都在做食品出口，远东排名第九，没多大优势，只能靠腿勤嘴甜弥补。因为我们很努力，厂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能推销出去。”
出口遭遇变故
内销受阻企业无奈改制
1996年，经厂职工大会表决，瑞安市远东罐头厂实行改制，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买断工龄，自主择业。至此，在瑞安挺立了58年的远东蛋品厂谢幕。
迫使该厂改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带来的重创。风波之后，中美关系恶化，两国贸易中断，该厂与之签订的5000吨罐头合同作废，已经生产出来的3000吨罐头积压在仓库里。无奈之下只能作内销处理，内销价与出口价相差3倍，仅此一项，厂方亏损1050万元。本来家底就不厚实的远东蛋品厂从此背上债务包袱，举步维艰。
二是国内市场竞争又败走麦城。出口业务没了，在国内市场与私营企业拼杀，在营销手段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3年过去，旧债未清，新债又来，债务包袱越背越重。1993年，企业采取自救措施，车间承包，场地出租，但仍然没能改变企业快速衰退的趋势。1996年，企业无奈改制买断，止损退场。
远东蛋品厂，这一昔日辉煌的国有企业，虽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长达58载的光辉岁月，在瑞安这片热土上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瑞安经济的蓬勃发展倾注了满腔热忱与卓越贡献，它如璀璨星辰，不仅照亮了过往的征程，更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感谢宋维远、何光明、潘正中老师为本稿采写所给予的大力帮助！）